消费罪恶感:维度、过程及实证研究前沿探析

消费罪恶感是消费者因购买行为违反社会规范或个人价值观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它是一柄双刃剑,企业或营销者运用不当会降低消费者再购意愿和顾客忠诚,运用得当则可通过广告情感诉求实现营销目的。从消费罪恶感的理论基础:情绪维度、发生时机和类型出发,解析了消费罪恶感从引发到消弭的整个过程,最后介绍了消费罪恶感的影响因素、适用情境、混合情绪等相关实证研究。未来研究方向应对虚拟环境下消费罪恶感、罪恶感强度、调节变量和实证研究方法等做进一步的完善和拓展。

消费罪恶感诉求前沿探析

消费罪恶感是消费者因购买行为违反社会规范或个人价值观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常被用于广告情感诉求以影响顾客购买行为和态度。但罪恶感诉求是一柄双刃剑,合理运用需了解其影响因素和适用条件。结合当前最新研究进展,本文首先梳理了消费罪恶感的情绪维度,其次阐述了罪恶感诉求的影响因素,然后介绍了罪恶感诉求的适用条件和情境,最后解析了罪恶感和其他情绪诉求在广告中的综合应用,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大学生消费罪恶感探索

使用实证的方法,对609份大学生样本进行了研究,根据文献和实际调研情况,研究选取了6个自变量,并提出了对应的假设,研究分析发现冲动性消费、强迫性消费、过度消费、自尊对大学生消费罪恶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愉悦感、享乐性消费有显著负向影响,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限制和吸引大学生盲目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权重,希望研究结果能为合理引导大学生消费提供参考依据。

港澳大学生冲动性与消费罪恶感的关系:决策风格的中介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日益进步,有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人选择到内地学习,进而在大学毕业后留在内地谋求发展。这些时代的变化使得我们更加关注港澳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本文主要探索在京高校港澳大学生消费罪恶感、冲动性与决策风格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决策风格在港澳大学生消费罪恶感与冲动性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通过采用自编的成人消费罪恶感量表(CGSCA)、一般决策风格量表(GDMS)和Barratt冲动性量表第11版(BIS-11)等量表,对在北京五所高校就读的432名港澳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果:①港澳大学生冲动性、消费罪恶感和决策风格之间两两呈显著正相关,冲动性显著正向预测决策风格与消费罪恶感。②港澳大学生决策风格在冲动性和消费罪恶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7. 13%。③利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冲动性与消费罪恶感之间的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551~0. 2146,模型的总效应为0.7019,模型的直接效应为0.2885,间接效应为0.4134,决策风格总的中介效果量为56.76%。从这些结果中不难看出,港澳大学生作为新一代青年人同样拥有着共性消费倾向,港澳大学生决策风格在冲动性和消费罪恶感之间存在显著中介效应。

罪恶感诉求与产品类型对善因营销的影响

本文以企业积极开展善因营销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营销行为为研究对象,通过设计不同实验组对罪恶感诉求及产品类型对善因营销效果影响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强调罪恶感诉求的营销效果更为显著,而且罪恶感诉求与产品类型具有显著交互作用;在善因营销活动中推广不同类型的产品,需匹配适宜的罪恶感诉求方式;当产品类型为实用型时,强调罪恶感诉求方式能收获更好的营销效果;当产品类型为享乐型时,不强调罪恶感诉求的营销方式更佳。

“她经济”背景下女大学生消费“罪恶感”调查

得力于互联网经济的助力,以女性经济为主体的“她经济”蓬勃发展,创造了现代女性消费的新气象。“她经济”的出现,尽管促进了女性消费,释放了消费能力,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即催生了不良消费行为,并因此产生了消费“罪恶感”。本次调查对象以女大学生为主,对大量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分析,致力于探究促使大学女生消费“罪恶感”形成的因素,并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剖析,以期为广大大学女生进行合理消费行为,克服不良消费习惯提供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