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建立含内部消费习惯的消费者跨期最优模型,运用1991～2006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测算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高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非耐用品支出的消费过度敏感性低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消费变动紧跟收入变动,表现出消费对于收入过度敏感的对称形式,参数估计支持"短视行为"假说;而农村居民的消费变动则表现出消费对于收入过度敏感的非对称形式,参数估计支持远期流动性约束假说和"损失厌恶情绪"假说,且"损失厌恶"情绪在农民收入增长的负向变动之初抵达最大值。

农村消费过度敏感性与农村消费启而不动问题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首先运用1997～2008年的经验数据,采用可变系数的Panel Data模型对我国30个省级行政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程度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不同区域农村居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费过度敏感性,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对本期收入存在显著的过度敏感性;并且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次对我国各区域农村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导致农村消费需求启而不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矫正农村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的相关政策建议。

封闭经济约束与城乡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变动

封闭经济约束为解释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提供了来自经济一体化的新视角。本文利用1985—2007年中国省际城乡面板数据考察省级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变动,以验证封闭经济约束假说是否适用于中国。本文研究发现:省级居民消费存在过度敏感性,但剥离全国层面消费和收入总体波动后,敏感性会稳健地明显降低。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变动表明,省级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主要归因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国际商品和金融市场相对于各省份之间国内商品和金融市场的更封闭。为有效提振居民消费需求以扩大内需,亟须通过提高金融和商品贸易开放水平并拓展贸易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来纠正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尽快完善金融体系运行机制、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落实贸易市场多元化和产品多样化战略、降低内陆地区对外贸易的物流成本是重要政策手段。

城镇居民收入结构、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与消费过度敏感性——1985—2008年的经验数据

实证分析表明,城镇居民消费存在过度敏感性,1985—2008年消费由当期收入决定的消费者所占比例不低于67%。造成该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城镇居民收入结构中,工薪收入占绝对主体,财产性收入低,资产财富效应微弱;二是城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不高且不断下降。为了缓解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扩展城镇居民消费,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根本途径。为此,应该提高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降低生产税税率,采取措施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同时要抑制住房价格等过快增长。

经济波动、预防性储蓄动机与消费过度敏感性

本文分析了经济波动对我国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经济波动显著影响了消费过度敏感性,经济收缩会增强消费过度敏感性,经济扩张会减弱消费过度敏感性,且消费过度敏感性对经济收缩的反应更敏感。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预防性储蓄动机是经济波动影响消费过度敏感性的重要渠道。本文结论具有两方面意义:第一,建立了经济波动与消费过度敏感性之间的联系,有助于理解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决定因素;第二,为制定扩大内需尤其是启动居民消费政策提供了启示,即政策制定者应当充分意识到消费过度敏感性的逆周期特点,尤其是在经济收缩期应当对不确定性的累积过程给予高度关注。

基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消费环境研究

消费随机游走假说与消费过度敏感性是近年来消费理论争议焦点。居民消费行为遵循随机游走或制约于预期收入取决于消费环境中不确定性与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导致消费者预防性储蓄行为,预防性储蓄行为与流动性约束是消费行为表现过度敏感的原因。通过可变参数模型计算中国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系数(λ),得出中国消费者目前背离消费随机游走模式、表现消费过度敏感性。消费过度敏感性标志着我国消费市场尚未成熟;面临消费过度敏感性困境时,我国需大力发展消费信贷与社会保障。

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消费过度敏感

消费过度敏感问题一直是近年来西方消费函数研究中的热点。本文介绍了检验消费过度敏感的基本模型和有关消费过度敏感成因的主要观点,并结合我国实际,分析了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居民消费的关系。

家庭债务的变动与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来自中国的证据

通过引入家庭债务变量对LC-PIH模型进行扩展,并运用动态最小二乘(DOLS)方法、误差修正模型、暂时性—持久性因子分解和脉冲响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债务、收入和财富的持久性变动对消费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收入的持久性变动影响最大,其后依次为财富和家庭债务;不同于传统分析框架的结论,不但财富的持久性变动会影响消费,其暂时性变动也会影响消费,但收入的暂时性变动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家庭债务和财富的持久性和暂时性变动共同作用下,消费变动更为剧烈。因此,政策当局一方面要稳步提升居民预期收入水平,完善消费信贷的相关政策,以推动消费的稳步增长;另一方面还应密切关注家庭负债水平,以防范家庭过度负债而可能引发的债务收缩,导致消费的大幅下滑。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成因与对策——基于λ假说及其拓展模型应用文献的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消费都具有较强的过度敏感性,但城镇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系数λ的估计值明显高于农民。同时,农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系数λ的值和年份之间大体呈现出"U型"关系,并且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农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另外,把影响农民消费行为的其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消费过度敏感性模型中对其进行拓展,可以发现收入和消费的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消费习惯形成等是导致农民消费过度敏感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通过保持宏观政策的前瞻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加快农村金融市场建设、分类制定有针对性的消费激励政策、引导农民逐步建立积极理性科学可持续的消费理念等有效措施矫正农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

贸易开放对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研究了贸易开放对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及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的实证研究发现,贸易开放程度对于当地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具有倒U型影响,对于超过75%的观察点来说,贸易开放会加剧本地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而对于贸易开放程度更高的观察点来说,贸易开放则会降低本地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如果要纠正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以提振居民消费需求进而有效扩大内需,重要的政策手段是拓展贸易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加快内陆省份开放并提升沿边省份开放以使其贸易开放程度跨过临界值,对于已跨过临界值的沿海省份则需进一步深化开放。

制度变迁因素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综合分析——山西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

利用山西省城镇居民 1990～ 2 0 0 0年的月度收支调查资料和现代经济计量方法 ,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经济体制改革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 ,受制度变迁影响 ,1996年后山西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 :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比例也即长期边际消费倾向明显降低 ;前期消费及前期收入的波动对本期消费不再具有显著影响 ,表明消费者比从前更具有前瞻性 ;消费对同期收入的敏感度大幅度下降 ,跨时期消费的居民所占比重明显提高 ,消费行为也更为理性 ;收入不确定已成为制约消费增长的重要解释变量。

我国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与利率的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央行逐渐加大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次数与力度.而利率是最重要的货币政策手段与工具.利率变动会影响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从而影响边际消费倾向.探究利息率与我国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关系,发现我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二阶自相关,而利率存在一阶自相关,利率对边际消费倾向的作用存在二期时滞,边际消费倾向对利率几乎没有影响.说明我国的利率政策比较主动,并得出一些政策性建议.

家庭债务变动与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来自中国的证据

通过引入家庭债务变量对LC-PIH模型进行扩展,并运用动态最小二乘(DOLS)方法、误差修正模型、暂时性-持久性因子分解和脉冲响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家庭债务、收入和财富的持久性变动对消费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收入的持久性变动影响最大,财富和家庭债务次之;不同于传统分析框架结论,不但财富的持久性变动会影响消费,而且其暂时性变动也会影响消费,但收入的暂时性变动对消费影响并不显著;在家庭债务和财富的持久性和暂时性变动共同作用下,消费变动更为剧烈。

习惯偏好下的中国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基于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运用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习惯偏好下的中国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计量分析表明:在总消费增长率变动上城镇与农村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耐久性,在非耐用消费支出上农村居民表现出一定的习惯,但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几乎不存在。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的消费变动都呈现出对预期收入变动的过度敏感。城镇居民总消费变动的敏感性明显高于农村,而与此恰好相反,城镇居民的非耐用消费支出变动的收入敏感系数低于农村。过度敏感性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非对称模式,城镇样本关于消费变动的估计支持了"损失厌恶"理论,而农村样本则支持了流动性约束或短视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