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遣经济”的迷失:兼论当下中国生产、消费与休闲关系的失衡

"消遣经济"及其生活方式构成了生计经济下社会整合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曾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日常生活图景。这一社会事实为资本主义未产生于中国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当视野扩展至资本主义世界和工业化国家,三种经济形态的理想类型得以区分开来:资本主义兴起时以生产为核心的形态;资本主义成熟期以消费为核心的形态;中国传统农村均衡生产、消费与休闲的"消遣经济"。不同形态下的日常生活形态及其伦理取向存在明显差异。近几十年急剧的社会变迁引发了中国人日常生活形态的巨变,当下突出的特征是生产劳动、工作和消费均有明显增加,休闲明显萎缩并被商业化,相伴而生的是公共社会生活失落、社会整合度降低。应对当下乱局,急需传统乡土社会的休闲、消遣观念和生活态度予以平衡,才能提高社会生活质量。

消遣经济与新农村建设——以加强乡村习俗传播为例

中国传统的乡村经济是一种匮乏经济，进而衍生出来一种消遣经济的对应之路。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我们发现相对匮乏依然存在。因此为了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有必要重视消遣经济的作用。通过这种消遣活动不仅有利于解决农民闲暇时间的利用问题，也有利于加强农民的公共交往和维护农村的共同价值观，同时也有助于解决当前农村出现的新问题。

近年来有关宋代社会中的“消遣经济”研究述评

"消遣经济"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一种经济态度,它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之中,在各个时期都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在宋代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中,有许多与之相关的内容,予以"挑选"式的梳理和归纳,有助于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寓言消遣经济学

《百喻经》是由古印度佛教法师僧加斯拉编的佛经．早在南北朝时就由来华僧人求那毗地译为中文。这本书用近百则寓言故事阐述佛教教义．有许多人生哲理．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费孝通的三种经济类型及现代意义

消遣经济、匮乏经济、丰裕经济是费孝通先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描写内地农村状况时所提出的概念。本文主要对消遣经济、匮乏经济、丰裕经济这三个经济类型进行尝试性的总结分析,并简要概括这三种经济类型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新农村建设的文化与伦理纬度

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生活受到货币经济的冲击,乡村生活的合理性及其价值越来越受到破坏和质疑。农民需要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而不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边缘化和无力感。拥有更多的货币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何况农民还挣不到足够多的货币。让农民在货币支出不多的情况下获得人生的体验和满足感,就更有意义。在新农村建设中,倡导消遣经济的核心之意是重构农村闲暇的社会建制和政治安排,从而重建适合农民自己的乡村生活方式。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各种社会文化性问题逐步浮出水面,如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精神文化生活等,很多问题和事情由于缺乏价值标准而变得"说不清楚",不同人群对生活的体验和看法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甚至是断裂,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在笔者看来,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乃是伦理重建。

社会工作“绿色转向”的本土思想资源——对费孝通相关论述的考察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西方社会工作发生了“绿色转向”,并对我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社会工作在接受西方影响的同时,也要关注相应的本土思想资源。费孝通围绕“天人合一”“消遣经济”“人文生态”所作的论述,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绿色转向”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费孝通从差序格局的角度对“天人合一”所做的社会学解读,有助于我们走出西方社会工作“绿色转向”中的潜在张力。其次,作为一种源自本土的经济态度和生活方式,费孝通所说的“消遣经济”为我们探寻有别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另类社区发展道路提供了本土经验参照。最后,从费孝通对“人文生态”的强调中可以看到,在当前的社会处境下,“发展”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保护自然环境并非放弃发展以及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而是将自然生态保护与人文生态建设结合起来。

宋代城乡社会“消遣”生活探究

本文所提"消遣"并非等同于单纯的"娱乐""消费",而是考察宋代农村、城市中普通民众闲暇时的活动,其源于费孝通"消遣经济"理论中的一部分。"消遣经济"概念由费孝通提出,并在《禄村农田》中作进一步阐述2,指的是与"以生产为中心""以消费为中心"所不同的,"从欲望入手"来"避免痛苦"的中国传统的经济态度。

新农村建设不只是给农民增收

在国家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之后,中国的农村发展已经跳出了以讨论和试验为主的"新乡村建设"阶段,开始迈向更为务实的"新农村建设"阶段,但新农村建设的方向仍然不够明确,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仍然不够清晰。大致梳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