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艾滋病歧视及消除歧视的对策

阐述当前我国艾滋病歧视的现状,分析艾滋病患者遭受歧视的原因及当前我国在消除艾滋病歧视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提出消除艾滋病歧视的对策。

社区矫正关键是消除歧视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尊重和保护人权,包括对违法犯罪人都给予了越来越全面的保护,例如穿正装、不许剃光头出庭等措施,自2020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社区矫正法》,目的也是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有针对性地消除社区矫正对象可能重新犯罪的因素,帮助其成为守法公民。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定期报告制度与中国实践——对中国第九期国家报告的审议

国家报告制度是联合国条约机构强制性的监督机制,主要通过报告的撰写、报告的审议和对结论性意见的执行等环节来对缔约国履行人权条约的情况进行监督,以促动人权的发展。《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缔约国履行报告义务的意义不仅在于让这些国家有机会梳理妇女人权的发展状况,而且还能促动其在国际、国内层面的人权对话与共识。近年来,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逐步推动简化报告程序的实施,并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纳入国家报告的编纂细则,以推动国家报告机制工作效率和效果。作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中国始终高度重视与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合作,并于2023年5月12日接受了该委员会对于第九期国家报告的审议。在审议会议中,中国代表团在展示妇女人权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提出了遇到的困难与发展措施,以期进一步扩大与联合国的国际交流,共同推动妇女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履行:聚焦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自1981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生效迄今已42年,其间该公约的履行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非政府组织在履行该公约的各个环节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可以在定期循环进行的审议(建设性对话)的整个过程发挥作用;中国内地向消歧委员会递交影子报告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不了解或不支持,到现在的接受或支持的与时俱进的变化过程。从笔者本人2006年和2014年两次亲历审议现场的经历和同事们对她们参与2023年建设性对话的描述发现,中国内地非政府组织不仅参与了建设性对话,而且还就问题单组织或参与了与政府机构的讨论;在结论性意见公布后,及时组织并参与了针对结论性意见的研讨会;2023年,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进步也有问题,但是唯独不变的是人权政治化在建设性对话过程以及结论性意见中的体现。笔者就相关问题谈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从本世纪三次《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履约报告的审议看“对妇女歧视”定义的重要意义

按照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履约机制的规定,进入21世纪后,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分别于2006年、2014年和2023年对中国的履约报告进行了三次审议,每次审议都对中国法律中没有依据公约第一条对妇女歧视作出定义备感关切,并屡屡提出相应的建议。在简要回顾三次审议的实况并对此进行粗浅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改进建议:履行政府妇女事业主管部门职责,将界定“歧视定义”的工作纳入妇儿工委工作议程;加强法治建设,落实国家“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法律义务;大力倡导和宣传公约,提高全民族的人权意识和人权保障水平;特别在妇女组织和妇女工作者中普及妇女人权意识和性别平等理念。

协调中的差异——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眼光审视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与《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绝大多数是协调的,我们国家已经或正在忠实地履行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的国际义务。但由于社会意识、设定权利的哲学基础、背景的不同以及我国的习惯,我们的妇女法与《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还有一些差别,主要表现在权利来源、权利内容等方面,针对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我们应采取相应的对策:原则性问题不能动摇,非原则性问题应与国际公约靠近,遗漏的应补上,因习惯导致不同的应改变我们的习惯。

消除职业歧视 促进就业健康发展

本文针对当前社会上存在对某些职业的歧视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分析了职业歧视现象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着重探讨了职业歧视对我国就业市场均衡健康发展的消极影响,并提出了消除职业歧视的三条建议:(1)在中小学教育中,正确引导学生对不同职业的正确看法和认识;(2)加大对环卫工行业的科技投入,改善工作条件;(3)政府加大对这些行业的政策性扶持力度。

消除歧视,法律与技术缺一不可

日前有网友反映,某大剧院微信公众号7月8日发布的入场须知显示,不得入场的人员中第6类为“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尚在随访或医学观察期内的人员”。对此,该大剧院于11日晚发布微博道歉,称疫情防控提示表述不清晰引起歧义,禁止入场人员最后1条(即上述第6类)准确表述应为“尚在居家健康监测期内的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1980—2021年:中国共产党消除对妇女歧视的政策变迁

中国共产党消除对妇女歧视的政策是审视妇女事业的重要抓手。自1980年以来,党制定的消除对妇女歧视的政策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与变迁,内容不断调整、完善,基本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政策体系。分析党在1980—2021年间制定的消除对妇女和女童教育歧视、妇女和女婴生命歧视,以及妇女就业歧视的政策文本,发现政策的变迁经历了初立期、探索期、规范期、完善期4个阶段。不同时期消除对妇女歧视政策的侧重点不同:改革开放初期,侧重于消除对妇女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侧重于消除对妇女生命的歧视;跨入21世纪,致力于消除对妇女就业的歧视。党经过40多年的努力,消除性别差距在义务教育阶段得到基本实现,"男孩偏好"、歧视妇女的旧观念得以有效矫正,妇女的生命权益得到保护,妇女就业歧视得到规范化治理。政策的变迁历程展现出党消除对妇女歧视、保障妇女权益的决心与努力。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国家间来文机制及其运行实践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是人权条约机构中第一个启用国家间来文机制的机构。一般而言,人权条约机构的国家间来文机制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色彩,而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国家间来文机制还具备强制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基于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国家间来文机制的程序规则等文件的梳理,加之对三个国家间来文的处理流程的分析,本文研究了该委员会在适用国家间来文机制时具体的工作程序。文章重点分析了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对国家间来文管辖权和可受理性决定中的两个争议焦点,即基于国籍的歧视是否为公约所禁止的歧视行为和缔约国之间的条约关系是否为管辖权建立的前提条件。从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特别是关于巴勒斯坦诉以色列国家间来文的决定来看,这次国家间来文机制的尝试很明显反映了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政治考量超过了法律上的严谨,对传统国际法的国家同意原则构成了挑战。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简介

性质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是联合国在维护妇女权利方面制定的最重要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书，也是第一个把性别平等和非歧视要求法律化的国际条约，它建立在男女平等和保障妇女人权的原则上，被公认为国际妇女人权宣言，所以被称之为《妇女权利宪章》。

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我国的实施及其完善

我国自缔结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30余年来,透过政治承诺、立法实践、采取临时特别措施、严格执法和司法等方式,在消除对妇女歧视、保障妇女平等权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都存在一些问题。进一步明确公约项下缔约国义务,完善相关立法,加强执法和司法,健全监督制约、组织协调、宣传教育机制,加大暂行特别措施力度,这既是促进和改善我国妇女工作的需要,也是我国展示一个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需要。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委员拜会中国伊协

本刊讯应我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的邀请，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委员尤里·雷契托夫夫妇一行在中国访问期间，于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８日上午在外交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拜会了中国伊协，中国伊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宛耀宾会见了代表团。尤里·雷契托夫，俄罗斯人，现任俄驻冰岛大...

香港将推出连串活动宣传消除对妇女歧视

据香港中通社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与各妇女团体在未来半年将举办连串公众教育活动，推广《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宣扬两性平等的精神和核心价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日前出席这一《公约》的公众教育活动开幕礼时表示，香港的女性劳动人口参与率在2008年上升至约五成，

消除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观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联合国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将性别歧视定义为：“基于性别而做的任何区别、排斥和限制，其影响或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的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我国在1980年与联合国签订了该项公约，作为成员国之一，我国一直在致力于消除性别歧视，但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文化的国家，“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对女子“七出”的规定，极大地伤害了封建社会女性的权益。

高校毕业生金融业就业市场景气报告

近年来,受新冠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影响,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市场呈现总量压力上升的态势。尽管高校毕业生金融业就业市场变化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仍处于低位运行,供需之间仍存在较为严重的失衡。金融业不同行业和职位的供需状况存在较大差异,但均存在不同幅度的人才供给量上升和景气指数下降。东部地区的金融业人才需求量和供给量最为庞大,致使该地区金融业高校毕业生面临更大就业压力。不同行业分城市就业形势复杂多变,不同城市金融业供需状况随时间变化差异也较大。研究发现,中型企业招聘需求和求职供给人数最多,小型企业供需不匹配程度较轻,求职压力较小。国有企业因求职供给人数远大于其他类型企业,就业压力最大,外商独资和股份制企业就业状况相对好些,但同样面临供过于求的严峻挑战。

规制仇恨言论的国际法规则与实践

许多国家都存在仇恨言论这一丑恶现象。尽管对于仇恨言论的概念并不存在普遍接受的定义,但国际社会一直高度重视对仇恨言论的规制,提供了若干规则,形成了相应实践。规制仇恨言论的国际法依据可分为四类,即限制表达自由的规则、禁止滥用权利的规则、禁止仇恨言论的规则和规定仇恨言论为国际罪行的规则。普遍性和区域性人权机构以及国际刑事司法机构适用这些规则,在规制仇恨言论方面形成了丰富的案例,且规则适用的重点均落脚于如何平衡对表达自由的保障和对仇恨言论的规制。规制仇恨言论的国内法律规则和实践与国际法律规则和实践相互影响,研究国际相关法律规则和实践对于理解各国相关法律规则和实践、形成规制仇恨言论的国际共识和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从概念隐喻的视角看英语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英语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近来研究主要集中在语法性,词汇性,指代性和社会性,甚少从概念隐喻这个角度研究这个现象。本文从概念隐喻这个视角出发,从英语词汇形式、称谓、词序、指称男性词汇的泛化现象等方面探讨英语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并且简要分析产生该现象的根源和消除语言歧视的方法。

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看中国女性生育权利与就业权利保障

本文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国际人权法律文书中有关妇女生育权利和反对生育歧视的规定出发,分析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阶段妇女生育权利的实现情况,以及生育对妇女就业权利实现的影响,由此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完善“三孩生育政策”和保障女性就业权利的建议。特别是基于作为生育主体的青年女性的视角,提出尊重和承认女性生育贡献、完善反对生育歧视和性别歧视立法、彻底改变性别刻板观念和促进女性全面发展的建议。

新兴技术中的伦理和监管问题

新兴技术的主要特点是,它有可能对人和社会带来巨大受益,同时也有可能带来巨大风险,以至会威胁到人类未来世代的健康以及人类的生存;它还具有不确定性、善恶双重用途特性以及会提出一些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的新的伦理挑战。如何在许多因素不确定的情况下对新兴技术的创新、研发和应用方面的风险受益比做出合适的评估,以及尊重作为利益攸关者的人,维护他们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这是新兴技术的两个基本伦理问题。与此相联系,文章着重讨论为人类造福、伦理先行、公平可及、消除歧视四个方面的伦理问题。关于新兴技术的监管,最为重要的是政府自上而下的监管,要对违规者问责、追责、惩罚,让违规者付出违规成本;同时还应指出,对于新兴技术的监管,政府、科学家、企业三驾马车是不充分的,必须有公共参与,即人文社科专家和公众代表在上游就应参与决策。对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的监管,应对的主要办法是采取防范原则,而其前提是:对科学技术风险的评估具有不确定性以及有必要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