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涉外法治关系的法理结构及实践意义

本文从一个全新的法理视角来阐释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的“加强涉外法律工作”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定的“加强涉外法治工作”政策术语演变背后的法理依据,并对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之一的“坚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法理内涵进行了创新意义上的解读,其基本分析方法就是打破了传统法理学使用的法律关系概念的逻辑界限,用法理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的法治关系的概念来分析“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关系中的各种法律问题,主张应当把制定法规则与法律秩序效果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性地判断一个主权国家的法治状态,不能仅仅将研究视野停留在制定法规则占优势的传统法理上。本文在分析法治关系概念的建构功能时指出,在涉外法治关系体系中,法治关系的构成要素至少应当分为九个方面,包括法律规则要素、法律关系主体要素、法律关系客体要素、法律关系内容要素(主要是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时空要素、法律关系手段要素、法律关系目的要素、法律关系效力要素和法律关系秩序要素。上述九个方面的法治关系构成要素只要其中一个类型的要素中包含“涉外”因素,那么,这种法治关系就具有了“涉外法治关系”的特性,就必须从整体上来协调法律关系中的法律规则与法律秩序之间的价值要求,统筹基于传统法律关系理论形成的“国内法治”与根据法治关系理论产生的“涉外法治”,以具有实效性的“法治”价值来保证涉外法律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不断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

英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启示

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现阶段还存在涉外课程覆盖面不全、缺乏针对性培养方案、涉外实践教学能力不足等问题。英国法学教育长期位居世界一流水平,本文分析了英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及法学教育体系的完备性和多样性、法学专业人才的多元化培养、涉外法学教育的实践性和专业性等方面特点,通过对格拉斯哥大学的案例分析,提出增加涉外课程、推动境外实习、增设多元化考核模式等方案,为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借鉴。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统筹推进——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国家的构建视角

作为新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是在准确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又立足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进程和面临的风险挑战,为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而提出的,对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国家构建有着积极作用。既符合时代发展逻辑,更能加快法治中国建设步伐,有助于国际法治朝着良性轨道发展,是内蕴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理念的关键选择。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应当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国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厘清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间的相互关系为基本逻辑,以明晰与完善国内国际双重法律规制为具体实践路径。不仅要重点解决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良性对接问题,完善国内法律体系以应对国际法治变革,更要认真审视国际法律规范在我国域内的适用,积极推动国际法规则的发展演进。

涉外法治人才的分类与培养模式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建设”。涉外法治人才包括涉外法律人才和国际法治人才。他们因工作侧重点不同,职业素养和外语能力要求也不一样。涉外法律人才与国内其他类型的法律人才没有本质区别,都是适用中国法律解决具体问题,只不过涉外法律人才因其工作的涉外特点,还要了解相关国家的法律和掌握这个国家的语言。国际法治人才是适用国际规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解决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除了熟悉相关国际条约,国际法治人才还必须精通国际通用的工作语言。涉外法律人才用他们的法律专业知识化解各类涉外纠纷,推动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国际法治人才在处理好国与国关系的同时,还要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人类共同繁荣的使命。

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路径探析——以福建省为例

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是我国发展涉外法治的重要环节,地方高校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文章以福建省为例,从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战略和功能定位出发,结合地方高校现阶段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存在的普遍困境,提出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优化路径。地方高校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应创新培养方式、夯实实践培养环节、特色培养小语种法治人才、切实提升国际法教师的理论水平和专业实践能力,培养出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涉外法治人才。

百年变局下涉外法治建设的时代逻辑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对中国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的海外利益全方位多层次高速度拓展,同外部世界的利益融合不断加深,国家海外利益保护正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相应凸显。随着国际格局深度演进和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也要与时俱进,更好适应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要求。

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顶层擘画——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就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所作系列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长远所需”和“当务之急”,凸显了新形势下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涉外法治建设成就巨大、来之不易,但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亟待弥补。我国海外利益全方位多层次高速度拓展,外部法律风险与挑战前所未有,干涉与反干涉、制裁与反制裁外交斗争激烈,客观上要求强化法治思维,善用法治方式,“以法斗法”“以法制法”,丰富外交斗争法律“工具箱”,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必须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不断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时代意义与实践路径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也是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现实选择。中国涉外法治建设成就显著,重点领域涉外立法不断推进,涉外执法司法合作水平明显提升,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扎实开展,但也存在立法缺乏系统性与协同性、执法司法能力受限等短板。推动涉外法治建设,重在建立系统协同的涉外立法体系,提升涉外执法司法能力,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法律博士“涉外法治”专业领域设置的必要性

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法治国家建设的重大课题。为满足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构筑国际合作竞争优势、服务国家涉外法治建设、培养高质量法律研究生的需要,设置法律博士专业学位涉外法治专业领域势在必行。该举措符合设置法律专业领域的基本要求,法律专业硕博学位体系的初步建成、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先期探索也可为设置涉外法治专业领域奠定基础。

论涉外法治话语的界面研究

涉外法治话语,即由有关涉外法治思维、涉外法治理论、涉外法治实践等涉外法治要素系统构建的法治表达,其理论研究、人才培养与实践推进皆需要科学的方法支撑。界面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或者某学科内部分支界限,并在其间形成良性互动与融合的研究方法。涉外法治话语的界面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并且借鉴不同学科或层面的智识资源,采取多元与立体的视角、方法、工具等,致力于解决涉外法治话语理论与实践的种种问题。应当运用界面研究方法,对涉外法治话语展开深入研究,以助力我国法治建设与涉外法治话语权的提升。

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及对策——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背景

随着我国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涉外法律事务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对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地方高校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统筹“两个大局”与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时代背景下,面临着教学资源不足、教师队伍建设不完善、课程设置不科学、培养机制未精细化、协同培养未全面展开的困境。面对此困境,需要夯实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基础,完善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机制,在满足社会对涉外法治人才需求的同时,提高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

涉外法治视角下我国《阻断办法》的范围、效力及完善方向

我国涉外法治建设既要求我国对违反国际法的外国法律不当域外适用进行回应,又要求这种回应必要通过“法治”的方式进行。《阻断办法》适用于跨国经贸活动,直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效力,对《阻断办法》的适用范围及对合同效力的影响进行分析是贯彻涉外法治理念的应有之义,然而《阻断办法》出台第一案中法院并未对此进行实质说理,此种模糊态度难免影响后续基于《阻断办法》提起诉讼的可能。本文以该案为典型例证,进一步明晰《阻断办法》的适用范围及对合同效力的影响,此二者是在涉外法治视角下实现《阻断办法》“法治化”的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涉外法治理念为指引,明确阻断法在法律性、积极性、可适用性方面的完善方向。

精准服务国家战略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以西南政法大学为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精准服务国家对外战略,西南政法大学在全面总结与归纳传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经验的基础上,聚焦中国—东盟法治合作、海外利益安全、国际人权斗争、涉外争端解决四个方面,集聚校内校外、国内国外的优质资源,推动了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共同体的形成,探索了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方向与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探讨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推进下,我国面临的涉外法治人才缺口逐渐增大。当前,我国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存在学科建设不合理、合作培养受限、实践教学难以展开等问题,无法满足区域化合作、市场经济发展、法治国家建设的需求。为推动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全面升级,高校可以通过升级学科建设、加强实践教育、注重合作教学的方式,对法治人才外语能力、法律素质进行培养,接轨国际法律教育、打造一支卓越法律人才团队。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视域下高校教考分离的实践探索

实现教考分离是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改革高校教育教学体系的必要举措。期间,完善考试大纲、加强形成性评价管理、建立试题库、对于试题实行“四审”制是推行此项工作的基本实践路径。同时,也需要从加强考前引导和安排、强化形成性评价实施与管理、健全试题库的建立和动态调整机制、强化试题的保密工作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涉外法治下区域国别法学的生成逻辑

加快培养精通国别法的涉外法治紧缺人才,是党和国家对完善法学教育体系提出的重要指示。区域国别法学科的发展是时代发展的需求,该学科服务于国家涉外法治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同时,区域国别法以交叉融合的学科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打破传统部门法划分方式,是创新法学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区域国别法与法学、区域国别学、国际法学有着密切联系,相互促进。但是,区域国别法学又有着自身独特的学科价值,具有不可替代性。推动区域国别法的学科发展应作为我国新发展格局下的重要任务。区域国别法以某一国或某一区域的法律为研究对象,从系统上、整体上把握该国或该区域的法律特点和法律演变规律。区域国别法在我国的发展并非“无源之水”。我国已有的法学研究机构和法学教育体系可以为区域国别法的学科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区域国别法的学科建设应在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础上,以文明互鉴、公平正义和维护多边主义为基本原则。

美西方经济制裁效力困境下的中国涉外法治回应

经济制裁发挥效力以制裁方能否实现预期的政治目的为判断依据。受制于经济制裁的成本代价、持续时间、内容方式以及目标对象的制裁反应等多元因素影响,制裁方难以完全施加制裁压力,目标对象在有限的制裁威慑下往往不会按照制裁方意愿改变外交政策,经济制裁存在效力困境。在对俄制裁实践中,美西方尝试通过加强联合制裁、实现“非对称”打击等方式,以期补强制裁效力迫使俄罗斯尽快作出政治妥协,但囿于经济制裁固有的内生弊端及外在矛盾,美西方难以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制裁的效力桎梏。以此为背景,我国应当明确涉外法治建设在应对美西方制裁效力困境中的内涵及重要作用,通过国际话语规则博弈以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实力发展,在“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下进行“阻断+反制裁”的规则构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进行关键节点的能力建设,提高我国反制裁的阻断威慑力,对抗美西方的不法单边制裁。

涉外法治建设基本原则探析

作为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连接纽带,涉外法治建设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为确保涉外法治建设有章可循,需要坚持宪法至上、国家利益本位、风险防控和急用先行等基本原则。坚持宪法至上原则,应当理清宪法蕴含的涉外法治原则,关注涉外立法和缔约程序的合宪性。坚持国家利益本位原则,应当澄清国家利益本位的内涵,明确国家利益的法律界定标准,并加强海外利益的法律保护。坚持风险防控原则,应当注重国际条约、对外交往和国内治理等领域的风险防控机制。坚持急用先行原则,应当弥补涉外法律不足,完善涉外法律体系。

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经过党和人民多年的努力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发展也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为了加快涉外法治建设的步伐,我国应大力培养涉外法治人才,进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对此,我国高校首先应明确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目标,在借鉴国外优秀教育经验与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培养方案;其次应破除人才培养机制壁垒,优化以“国际法”为中心的课程体系,提升学生跨语言的文化沟通能力;最后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以“精英化”为标准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

“外语+数字”模式下高质量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我国目前急需涉外法治人才,创新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已是当务之急。通过研究现有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发现,课程教学的语言与专业的融通是难点,学生的实践经验不足是痛点。为了解决这两大难题,借助“外语+数字”模式,通过跨文化交流的构建,虚拟教研室、虚拟仿真实践平台的建设,教师信息化持续培养等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模式,加速高质量涉外法治人才在外语与涉外法学专业方面的深度融合,从而提升人才培养的实践质量,并加速推动人才培养向社会服务的有效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