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评估在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评价中的运用

司法实践中,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的评价方法较为简单,以主观判断为主,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客观性。根据犯罪心理学原理,将心理测量与心理评估的结果运用于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的评价,构建包含涉罪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犯罪心理、发展环境三个内容的量化评估体系,使评估全面、科学,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同时为涉罪未成年人的精准帮教与犯罪预防提供参考。

共铸未成年人成长护盾——我省开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项目10周年回顾与展望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不仅使其本人的人生蒙上阴影,还会对家庭的幸福安宁带来伤害,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教育挽救涉罪的未成年人,是关心下一代工作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在省委、省政府的有力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关工委”)顺应时代需要,积极探索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帮教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的新途径。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特征与模式研究

未成年人涉黑犯罪数量不大,但涉恶犯罪问题较为突出。"边缘少年"和"问题少年"是涉黑涉恶犯罪的高危人群,涉黑恶犯罪有向中小学校园渗透的趋势。城乡结合部、新兴城镇和治安秩序差的农村地区是未成年人涉黑恶犯罪易发的区域。黑社会亚文化、网络文化和同龄群交往对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的影响较大。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有"自立犯罪帮伙"、"主动加入犯罪帮伙"和"被动加入犯罪帮伙"三种模式。根据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的特征和模式分析,应采取针对性的社会管理、教育方式、警务改革、完善法律制度等措施,以防控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的发展。

涉罪未成年人救赎之路探究--以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为切入点

学界对犯罪记录作为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最大障碍并无疑问,但对其是否应当被消灭则存在较大争议。这是因为在事实论与规范论上混淆了犯罪记录与其衍生的“标签效应”。从事实论讲,犯罪记录是不能被消灭的;但从规范论讲,“标签效应”是可以被消解的。与其说是犯罪记录,毋宁说是其衍生的“标签效应”阻碍了涉罪未成年人再社会化的进程。去标签化与再社会化成为涉罪未成年人最有效的救赎路径:规范性路径以构建犯罪前科有条件消灭制度为主、设定未成年人期待隐私权保护为辅展开;非规范性路径由家庭治疗、学校教化以及社区矫正“三位一体”构成。两种路径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旨在去除“标签效应”以促进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

未成年人“涉黑”犯罪:典型特征与法制应对——基于西南地区裁判数据的研判

数据显示,西南地区"涉黑"未成年人在犯罪总人数中占比令人关注;绝大多数本地无业未成年人仅具小学和初中文化;目前未显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入侵中小学校园态势;未成年人已成个案组织者、领导者,但仍以一般参加者为主;未成年人以初犯为主,重刑适用率高;黑社会性质组织物质诱惑和精神支撑是"涉黑"最主要动机。对此,完善相关法律、实践"宽和"刑事政策、优化学校教育和技能培训、增强未成年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相当紧迫。

未成年人涉黑犯罪心理与预防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涉黑犯罪问题正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犯罪学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涉黑犯罪在组织形式与主体年龄上均有着自身独立的特点。未成年人之所以参与涉黑犯罪,是在其强烈的好奇心与盲目模仿心理的支配下,寻求通过其他正常途径所无法获得的成就感、归属感与安全感。学校、家庭与社会应合力筑起一道预防未成年人涉黑犯罪的综合预防屏障,在司法治理上当前应该更加突出在刑事立法、司法认定和处罚方式等方面的力度。

“组织未成年人犯罪”的多维探讨

"组织未成年人犯罪"在事实层面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需要和刑事政策的一贯立场来看,有必要对组织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成年人予以重点打击。但是,现行刑法规定却难以合理、有效地处理这一情形。因此,建议在立法上增设"组织未成年人犯罪应从重处罚"的规定。

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制度探索

未成年人犯罪是世界三大公害之一,如何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使其顺利复归社会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为此,域外一些国家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制度。相比而言,我国虽然对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制度的实践早已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这项制度还缺乏整体性制度安排,存在专业观护人员匮乏、观护对象范围过窄、观护系统性缺乏、观护机构与其他部门合作不力、考核方式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参考域外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现状,构建以少年司法体系为基础、以独立的未成年人观护机构为支撑的未成年人观护制度。该制度须有效依托公检法系统、专业司法社工和社会力量,为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提供支撑。

论组织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犯罪之思考

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中第8条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作了以罪论处之明确，这无疑是对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以及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方面有着十分积极的价值作用，也对遏制不法组织未成年人从事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是一个刑法意义补苴。下面我们围绕本文主题及引起的思索展开三个方面的讨论，以供同仁赐正。

未成年人犯罪团伙实证研究

犯罪团伙的组织结构对置身其中的未成年人具有重要影响。根据在北京、湖北、贵州三省市未成年犯管教所进行的问卷调查,未成年人犯罪团伙中半数有成年人参与,一些团伙被成年人操控;团伙规模以中小型为主,规模与危险成正比;团伙成员交往比较密切,组织程度趋于严密;团伙活动以娱乐和不良行为居多,团伙生涯对未成年人影响深刻。

“尊龙名社”——未成年人犯罪团伙新动向

2009年年初,上海检方在审查一起普通的寻衅滋事案过程中,发现案犯均系"尊龙名社"的社团成员。顺着这一线索,有关部门逐渐揭开了这一网络社团的来龙去脉,并且深挖了这一网络社团所发起并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值得警惕的是,尽管这些犯罪本身并不严重,但在网络中组建帮派,进行违法犯罪无疑是在网络时代的犯罪新动向。尤其关注的是,与传统帮派形成所不同,网络帮派已经从传统的以熟人为基础的帮派发展路线转向了以陌生人为基础的帮派发展路线。基于此,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于2009年12月29号专门召开了"‘尊龙名社'"案的反思——青少年网络帮派现象专题研讨会"。本期主题研讨就是根据参加此次会议的办案人员及专家学者的发言整理而成。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探析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立法的保护法益应当是一种社会法益,而非作为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的个人法益。本罪的组织行为在行为方式上具有多样性,包括一切能够确立和保持行为人对未成年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之间存在意思支配关系的行为方式。在与共同犯罪的关系上,本罪并非刑法理论中的必要的共同犯罪,而属于一种任意的共同犯罪,因此,在本罪共同犯罪中应当注意组织犯与实行犯的区分。此外,也不能将犯罪集团与本罪中犯罪人纠集未成年人所形成的违法团伙相混同。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若干问题探析——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背景

为扭转实务部门在打击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行为的被动格局,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刑法修正案(七)》将该行为犯罪化。在本罪构成特征中,其客体为复杂客体,主要客体是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次要客体为社会治安管理制度;在其客观特征中,被组织者实施的行为原则上应当限于侵犯财产权且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情节较轻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在司法认定中,需要注意区分本罪与相关犯罪的间接正犯以及与本罪相类似的某些聚众类犯罪和其他组织型犯罪。

高检：未成年人犯罪组织化成人化暴力化明显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总数逐年上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数比例在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在增大；在未成年人犯罪中，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侵犯财产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三类犯罪约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数的90％以上。除上述未成年人犯扑三大趋势外，

涉罪未成年人强制亲职教育制度构建

研究发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与家庭教育方式不当具有一定关联。对于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通过强制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接受一定时限亲职教育,有助于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预防未成年人再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促使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掌握科学的教育观念和方法、弥补现行法律关于监护干预措施的不足。应当明确强制亲职教育的主体、对象、法律依据、执行、结果反馈与监督等制度性因素,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有效衔接,落实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

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的实践研究

相对于"羁押"、"管教"等强制色彩较强的用语,"观护"更加契合"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立法和政策规定。一直以来,上海市长宁区相关职能机构坚持先行先试,加强探索,逐步形成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有利于涉罪未成年人深刻悔罪、回归社会的社会观护模式,较好地实现了少年司法资源的共享,有力推动了司法文明的进步。尽管在建立健全和规范化过程中,暴露出一些严重制约和影响观护制度发展的瓶颈问题,但随着修改后的刑诉法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社会观护体系进入了新的蓬勃发展的阶段,逐渐走向健全和完善。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探析

《刑法修正案(七)》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加大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通过解读相关法律规定,分析了本罪的立法背景、现实意义及其犯罪构成,并尝试从转化犯、共同犯罪、间接正犯等几个方面对本罪的认定进行有益的探讨。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政府领导”要有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条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实行综合治理."这条规定明确了领导主体是各级人民政府,方针是综合治理.但是到底由政府哪个部门具体负责组织协调,法律没有明确.这么复杂的工作,总不能由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事无巨细地去抓.一般说来,通过立法的工作,法律条文中应明确主管部门.当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涉及的领域较多,仅由一个部门是管不了的,但总得明确由哪个部门具体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否则,"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领导下"的规定就显得太笼统,工作也就难以落到实处.为此,建议由国务院制订实施办法,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