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论视域下涉案企业合规有效性审查的三种模式

刑事诉讼全流程合规改革围绕合规有效性审查主体逐渐呈现出第三方组织审查、检察机关审查、法院审查三种模式。但三种审查模式在制度设计、程序衔接、标准统一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工作的推进。第三方组织审查应将合规计划审查与合规整改评估一体化考量,前者秉持以“定性分析”为主的逻辑,后者秉持以“定量分析”为主的逻辑,并量化审查、评估标准,优化配套措施。在检察机关审查模式中,应当合理区分“范式合规”和“简式合规”,明确检察机关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合规考察报告审查模式,以区别于第三方组织审查模式。在法院审查模式中,应通过检察听证会、第三方管委会预备审查等方式强化对合规整改有效性的审查,以实现对检察裁量权的合理限制,并以检法协同的模式,在审理阶段共同推动合规案件的办理。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背景下单位犯罪治理体系的完善——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

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来审视我国单位犯罪刑事司法治理体系是否健全,应在法教义学下确保自身价值、逻辑、体系的一体,并与我国刑事司法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保持一致。单位应具有相对独立的行为、行为背后的意志及相对独立的主观罪过,具有清晰的归责逻辑,并能够实质分离单位责任与单位直接责任人责任,由此实现单位犯罪归责机制重塑。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构以此为基础,但并不止步于有效合规的诉讼评价,其“条件”应表达为刑事惩罚性与企业合规自治的结合,遵循宽严相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刑事诉讼法》在进行第四次修改时应当对此予以必要关注和回应。具体到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中,建议完善涉案企业合规保证金制度、合规整改期间涉案企业特定经营禁止制度、涉案企业有效合规承诺制度等,推动涉企刑事诉讼程序专门化,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涉案企业合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的法律关系与功能定位

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在涉案企业合规制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在法律上的定位对于合规案件办理的合法、合理意义重大。从规范上看,第三方组织应作为独立监管人协助检察机关工作;实践考察发现,第三方机制中检察主导显著,第三方组织工作方式多样,检察听证的适用突出,同时强调对第三方组织的监督。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涉案企业和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委会的法律关系决定着其功能定位。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的关系具有受托性、独立性的特征;其与涉案企业的关系又可表述为平等性、非强制性。管委会承担着对第三方组织的宏观管理职能。据此,第三方组织应在功能上确定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其出具的合规考察报告是第三方机制的核心,应定位为专门性报告。有鉴于此,应当参照鉴定人与鉴定意见对第三方组织及其合规考察报告予以规制,同时,注意对涉案企业和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实证研究——以浙江省T市五区县调研数据为分析样本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驶入深水区,合规实践整体稳中向好,但在实际启动、机制运行、监督审查、行刑衔接、司法协同等方面存在问题与不足。究其原因,企业合规涉及立法政策、制度架构、体系配套、关键主体等多个层面。因此,应当立足我国现实国情,持续推进规范设计与实践试炼相结合,为企业合规开展刑事一体化立法完善,挖掘既有刑法资源;健全差异化、动态化的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机制;重点补足第三方机制短板,落实监管质效;着力释放行刑合作与司法协同的体系化效能,以行业合规和刑事司法全流程合规共同促进检察主导的中国特色涉案企业合规司法制度完善发展。

从检法主导到检法协同: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已有四年,其在改革初期形成了“检察主导模式”,主要应用于可以通过不起诉解决的轻罪案件。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开展,重罪案件进入改革视野,法院介入改革,“检察主导模式”陷入“激励效果存疑”和“合规考察期不足”的实践困境。“法院主导模式”作为非典型性的探索模式,在制度层面上是否合法存疑。检法独立主导模式将涉案企业合规制度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割裂开来,制度的权威性和运行的顺畅性受到影响。“检法协同模式”既能够克服检察主导模式在操作层面的难题,同时又能弥补法院主导模式在制度层面上的缺陷,将制度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有望成为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未来路向。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视域下的企业合规风险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进入全面推开阶段,旨在防控企业合规风险的合规计划备受关注。其中,科学辨识企业合规风险,是建立健全企业合规计划的前提。结合理论探讨与实务反馈,理解企业合规风险的关键难题是判断其与法律风险的关系,法学界存在多种学说观点,对此,应提倡“合规风险与法律风险交叉说”。认识企业合规风险,需要重点辨析用以评价某一风险是否属于合规风险的“规”,即合规渊源。立足我国国情,应当重视三类合规渊源:一是党内法规,即国有企业及其员工的违规行为,包括违反党内法规的行为,这是企业合规计划中国化的特色之处;二是具有公德性质的伦理规范,即企业合规计划具有道德性且反映公共利益;三是企业内部制定的章程、规章制度,即采取“内规与外规相区分”的思路,将前述章程和规章置于合规渊源识别的次位阶顺序。

论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公检法一体推进——以穿透式激励理论为中心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已经发展成为中央领导的全面改革活动,在刑事司法领域要求公检法一体推进。为解决改革面临的主体缺位、步调错乱、协同匮乏等现实困境,可能的方案是通过总结检察机关前期改革的成功经验,明确合规改革的本质为合规激励改革,并将不断扩大合规激励范围、强化合规激励质效的穿透式激励理论作为公检法一体推进改革的指导性理论。根据穿透式激励理论,人民法院不仅应在涉企犯罪刑事审判全流程嵌入合规监督考察和合规激励机制,还应扩大合规宽缓量刑的幅度,将合规整改作为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并可以在轻微涉企犯罪案件中作出合规无罪判决。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应积极构建合规检法协同机制,实现检法合规互认、检法联合监管、检法协同出罪。公安机关不仅应与检察机关完善合规公检协同机制,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时予以配合,还应开展独立启动合规监督评估机制的改革试点,积极探索合规不立案、合规撤销案件等激励机制。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重点问题探析

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以来,涉案企业合规工作逐步向深水区推进,相关理论研究方兴未艾,渐呈百家争鸣之势。随着改革进程与理论研商的交互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不再局限于检察工作,逐步从起诉阶段延伸至审判阶段,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如何推进成为实践中的棘手问题。法检协作模式中首先要明确主导权问题,需明确在审判阶段企业合规整改程序的启动由法院主导,对企业合规的考察评估则视情况分为检察院主导和法院主导两种方式。审判阶段案件审理与企业合规工作的程序衔接,现阶段宜采用轻罪案件适用“延期审理”、重罪案件适用“中止审理”模式。企业合规作为宽缓量刑情节,可以搭“认罪认罚”的便车作为权宜之计,但从实现合规激励的正当化与法治化角度来看,将有效合规整改纳入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方为长期的因应之策。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构建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企业合规典型案例来看,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的内涵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参与涉案企业合规考察的启动、监管和验收评估;二是行政机关采纳检察机关合规从宽处罚的检察意见;三是行政机关接续合规监管,推动行业合规发展。然而,并非所有的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都能像在合规典型案例中那样配合默契、衔接流畅,实践中行政机关在贯彻合规从宽和接力合规监管方面均面临困境。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企业合规改革在保障合规质效和实现合规激励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此,应当立足于理念、实体和程序三个维度构建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在理念之维,打破“检察机关主导”的思维旧式,开辟行政、司法、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新格局;在实体之维,重塑企业行政违法责任的归责模式,破解合规从宽处罚的法治困境;在程序之维,以建立第三方机制管委会为契机,实现由“结果认同主义”向“过程参与主义”的转向。

检察机关主导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法理逻辑与路径优化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已逐步走深走实,检察机关在此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已是客观事实,尤其是在涉案企业合规整改中,检察机关更是具有绝对的主导权。无论从理论维度、制度维度还是实践维度来看,检察机关主导涉案企业合规整改都具有法理依据。不过,检察机关在主导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包括存在“虚假合规”的潜在风险,合规整改效果评价中检察权力缺乏有效制约,检察机关与第三方监督评估机构关系定位不明等。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合规监管体系,从实体与程序双重维度有效制约检察权,明确合规整改中检察机关与第三方机构的关系。

涉案企业合规中的法检协同机制

涉案企业合规法检协同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在检察机关主导模式暴露弊端的情况下,法检协同模式是刑事合规得以运行的重要前提,且已在实践当中展开了初步探索。目前看来,推进全面的法检协同还存在以下现实障碍:法院在涉案企业合规中参与度有限;涉案企业合规立法体系不完善;涉案企业合规评估机制不健全。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深入发展,急需定位明责,法院深度参与企业合规;建章立制,合规刑事立法新框架;去异向同,建立统一透明的合规评估机制。

涉案企业合规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体系建构

稳步规范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关乎新时代检察权高质量发展。涉案企业合规检察权运行呈现“检察主导+专业介入”的全新行权模式,在试点探索中还存在该用不用、不该用乱用、监督考察和司法审查流于形式等问题,亟待建构高质效目标导向的制约监督体系,有效解决“纸面合规”“合规腐败”等社会质疑与担忧。在具体路径上,可从分层分阶、诉讼构造和数据赋能等三个维度,探索构建涉案企业合规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体系,推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合规案件,为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司法制度夯实实践基础。

涉案企业合规数字化转型的反思与探索

数字检察战略的提出赋予了新时代检察工作新的发展机遇,数字化、智能化的数据分析可以清晰地量化检察数据,为检察决策提供重要的参照。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下,传统涉案企业合规的模式已不能满足数字检察战略的需要,合规实践中存在涉企案件的识别仍是以人工识别为主、企业合规数字监督平台匮乏等问题,线下监管在疫情防控时期尤其力不从心。为此,检察机关主导下的涉案企业合规应主动拥抱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优势,同时对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预防,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大数据赋能涉案企业合规的路径,增强涉案企业合规工作的主动性与前瞻性。

涉案企业合规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本土化发展的实践困境与突破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全国推行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改革阻力明显更大,根源于经济发展落后与前期试点经验缺乏的“水土不服”现象屡见不鲜。现阶段,涉案企业合规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本土化发展面临程序适用门槛不当放宽、第三方机制费用难以落地、侦诉和行刑衔接机制不畅等一系列困境,应当采取严把程序适用门槛提升办案质量与实效、建立第三方机制费用“阶梯式”承担模式、优化侦诉和行刑衔接机制等措施,有针对性地突破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改革现实困境。

从检察主导到法院主导: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理想模式

企业合规改革在司法层面的刑事激励手段,包括前期检察机关的合规不起诉和后期法院主动参与的合规量刑从宽两方面。现阶段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多着眼于前者,而对后者的关注偏少。当前实践中,运用合规不起诉存在适用范围有限、检察求刑权越界、正当性不足等问题,限制了合规改革的效果。扩大改革辐射范围,推进建立审判环节刑事激励体系,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理想的合规改革模式是从主体、制度、证据、审限四个维度进行解释论分析,明确法院的主导、裁判地位,确立合规从宽的量刑激励制度,赋予合规材料法定证据资格,优化审限管理,建立法院参与改革的“四梁八柱”,解决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等应用障碍,以更好应对现实挑战。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运行研究

通过研究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分析涉案企业刑事合规现状,强调了第三方监督评估对提高 企业合规性和规避法律风险的重要性。该机制能保障法律服务的专业性,推动企业自我改进,并促进社会法治环境的改 善。尽管目前在实施过程中还面临挑战与机遇,但整体上这一机制有助于涉案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运行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第三方机制是第三方对涉案企业的合规承诺进行调查、评估、监督和考察,其考察结果作为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案件的重要参考。该机制在运行中存在合规考察期限的确定标准不明、监管职权与企业自治权利的边界不明、与行政主体权责关系划分不清以及以书面审查为主的验收方式存在缺陷等困境。因此需完善合规考察期限参考标准与审查机制、划清监管职权与企业自治权利的边界、理清与行政主体权责关系以及建立“以亲历性审查为主书面审查为辅”的合规审查验收模式等以推动检察机关主导的涉案企业合规工作向高质高效的方向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从检察主导到法院参与:论涉案企业合规的检法协同模式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深入,法院是否需要参与其中并发挥对企业涉嫌犯罪的能动治理作用逐步成为司法实务中积极探索的一项内容,也得到了理论界的关注。实践中,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重罪案件的适用障碍、大型企业涉案合规考察的期限障碍、缺乏三方诉讼构造的制衡与监督等问题,以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为实践样态的检察主导模式尚不足以支撑构建中国特色涉案企业合规司法制度及其程序规范。基于法院在诉讼程序中的中立裁判者地位和对纠纷事项的终局裁决属性,推动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探索构建涉案企业合规的检法协同模式,对于推进涉案企业合规制度的整体效能发挥具有积极意义。可以从对检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进行审查、审判阶段开展合规与设立企业缓刑等方面探寻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的具体路径。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现状及批判性反思

202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提出“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推动民营企业合规守法经营”的最新要求。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推行至今,理论与实践均暴露出诸多问题。从理论层面来看,单位与个人的责任承担方式仍需明确,未来可采取分案审理的方式作为单位犯罪双罚制法律障碍的程序纾解;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仍停留在事后合规层面,未来应由事后合规转向事前合规,明确合规改革意于帮助企业预防犯罪的制度设计。从实践层面来看,案件多集中于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适用范围问题、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度捆绑等启动阶段难题亟待优化;“有效合规”标准失灵、“二次合规”之定位等验收阶段衍生问题也需进一步关注。立足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现状,认真厘清相关理念,系统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之策,将会对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纵深发展有所裨益。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问题研究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代检察机关开展诉源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建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是这项改革至关重要的核心内容。在两年多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主导、各方参与、客观中立、强化监督”的第三方机制,为未来相关立法改革提供了借鉴。总结我国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建设成效,分析实践推进中存在的困难与不足,有助于进一步探索企业合规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完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