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与遏制并重:美国涉港金融制裁考察

美国涉外金融制裁可分为“因事而制”与“因国而制”两大类。前者的特点是制裁的具体事项源于他国而非涉事主体本国的问题,且美国国会、白宫及财政部没有颁行和实施针对涉事主体所在国家的专项制裁法令及项目。后者的特点是涉事主体因其“国内问题”遭受制裁,此类制裁不仅立足于国会的专项立法及总统令,而且依托于针对涉事主体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特定项目,有关国家或地区作为整体意义上的涉事主体,成为实施制裁的主要参考变量。本文经过系统考察后认为,美国系列涉港立法及专项金融制裁项目的开启并非“修例风波”促动的偶发事件,而是美国强化对华遏制战略需求使然。新法案及新项目的出台推动了“因事而制”的既有涉港制裁趋向于“因国而制”的转变,打压的重点随之由非政府领域转向政府核心部门。“因事而制”主导、“因国而制”跟进,将是美国未来涉港金融制裁的主要演化趋势,其背后的主驱动力是美国接触与遏制并重的涉港战略布局,这是美国对华战略不可分割的部分。鉴于人权标准、内涵及外延固有的不确定性,关涉中国香港的“人权问题”仍将是处于“软对抗”状态的中美两国未来战略博弈的重要竞技场。但是,面对针对中国管辖下的自然人、法人实体和公权力部门的不合理制裁,中国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修例风波以来美国的涉港制裁:效果评估与中国的反制

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美国以维护香港民主、人权为借口干预香港事务,实施大量涉港制裁,妄图阻挠香港国安法顺利实施,扰乱香港政局稳定,从而牵制中国。美国涉港制裁的决策与实施过程中,重要主体包括总统、国会、国务院以及财政部下属的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从美国涉港制裁本身的可信度和强度、制裁前后发生的政经变化以及制裁的目标层次分析,美国对香港的所谓制裁整体效果有限,并未对香港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在中美博弈和斗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涉华包括涉港制裁仍有可能进一步升级,中美在涉港议题上的斗争仍会持续。中国应着力提升香港经济的灵活度和韧性,注重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做好防范和反制美国对香港采取极端金融制裁的准备。

完善我国涉港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机制的几点思考

内地与中国香港之间的送达,系“一国”之内的区际送达,既不同于内地各省之间的送达,也有别于国与国之间的涉外送达。目前,参照涉外送达规则建立的涉港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机制,既不能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也难以适应涉港司法实践新需求,造成送达效率和送达成功率较低、送达途径不对等、送达主体单一等困境,严重制约涉港民商事审判质效。为此,建议在“一国”之内构建一套有别于涉外送达的灵活高效便捷的涉港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机制,通过优化送达程序、拓展送达方式、扩大送达主体等举措,有效实现两地送达规则深度衔接。

美国国会涉港立法活动新动态:影响与应对

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国会涉港立法活动较奥巴马任期内更加活跃,涉港立法数量和通过率激增,为美国全面介入香港事务提供了所谓“法律依据”。在此期间,美国国会共提出40余项涉港议案。其主要意图为干涉所谓香港“人权”和选举事务;策动涉港问题国际化,联合国际反华势力干涉香港事务;将所谓香港“自治”程度与美国“给予”香港的所谓特别待遇挂钩;对维护香港稳定的人员实施所谓制裁措施。美国国会涉港立法使美国政府对香港事务的干涉长期存在,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增加了中国政府解决香港有关问题的难度,助长了反中乱港势力的嚣张气焰,对香港繁荣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政府须对美国国会涉港立法活动保持警惕,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

论先受理法院机制在涉港案件管辖权冲突中的适用

先受理法院机制是当前司法实践运用于解决涉港案件管辖权冲突的方法。《民事诉讼法》的灵活规定解决该机制适用的合法性。国际立法、两地现实需要以及先受理法院机制的优点使其用于解决管辖权冲突具有可行性。但适用该机制解决涉港案件管辖权冲突仍需要明确其定位、适用条件、适用结果,与不方便法院和其他管辖权制度之间的关系等争议问题。

从一管辖权案看涉港经济合同诉讼的若干法律问题

在涉港经济合同诉讼过程中，管辖权问题是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我国在管辖权问题上，还存在着审理程序、识别、法律选择、国际标准合同、语言文字、委托手续等方面的立法与司法方面的不足与缺憾。解决的途径应是与国际立法与司法接轨。

论涉港儿童监护抚养争议的管辖权

"无证儿童"案与"双非儿童"案的发生引出了大量涉港儿童监护及抚养争议的案件。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有关涉港儿童的监护与抚养争议并维护儿童的合法权益,先得确定内地法院与香港法院是否可以对这类案件行使管辖权,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另外,"未成年人的福利为首要考虑"原则同样适用于管辖权问题,笔者建议,国家应完善相关法律规定以确定未成年人经常居所地法院可以对涉港儿童监护抚养争议案件行使管辖权。

涉港民商事案件的司法协助问题

涉港民商事案件的司法协助是根据一国两制产生的，是单一制国家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法系的司法合作，其性质属于国际司法协助。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协助应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平等互助和协商的原则。司法协助的范围包括诉讼文书的送达、询问证人、搜集证据、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司法协助事项的进行。

论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涉港政策的特点

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在涉港政策上高度一致。基于对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涉港手段和政策文件的分析,可以发现美国政府的涉港政策具有以下特点:特朗普政府注重对香港的政治干预,美国国会干涉香港事务的方式多样化,美国大幅度使用经贸手段以及体现“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鉴于此,我国应采取有力的反制,在加强内外舆论宣传的同时,提升本国经济的自主性,保持香港与内地经济的稳定发展,以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试论涉港仲裁裁决的司法救济形式及其法律适用

本文对涉外仲裁裁决在内地和香港两地申请司法救济的可能性和决定性作了分分析比较，探讨仲裁裁决的司法救济方式如何在两地均可正确使用。

涉港经贸案件司法管辖权问题初探

涉港经贸案件司法管辖权是指内地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受理涉港经济贸易案件的范围或权限。简而言之,它所要解决的是涉港经贸案件应由内地法院还是香港地区法院管辖的问题。香港在97年回归祖国后,两地经贸纠纷将会越来越多,探讨涉港经贸案件的司法管辖权问题,不仅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内地法院对涉港经贸案件行使管辖权的法律依据及有关规定 (一)《民事诉讼法》对涉港经贸案件的管辖权规定。 1.关于级别管辖。《民事诉讼法》第19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民事案件:(一)重大涉外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涉港案件属于涉外案件。香港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域,有与内地不同的法律制度。因此将涉港案件说成是涉外案件并未影响我国主权及香港的法律地位,所以说涉港经济贸易纠纷案,由中级人民法院行使管辖权。

对外涉港报道要重视法理有据

对外涉港报道是对外传播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借香港问题大肆污蔑、诽谤,借以打压中国的背景下,做好对外涉港报道,事关维护国家尊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及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的大局。对外涉港报道并不是单纯针对反华势力和港独分子的批驳行为,而是面向国际社会,向国际人士介绍真实的香港情况,让他们在涉港问题上有更多信息可供判断参考。从这一点上来说,对外涉港报道做到“法理有据”,是确保良好的国际传播效果的重要前提基础。

论我国确立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必要性——以内地处理涉港离婚为例

不方便法院原则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一项重要国际民事诉讼制度。该制度的确立在防止一事两诉、挑选法院问题上起到很大作用。内地与香港居民间离婚案件近年增加迅速,挑选法院、一事两诉等现象频频发生。内地司法实践中应以"最适当法院"理由确立不方便法院制度。

涉港民商事审判中的两个证据问题

基于内地法院审理涉港案件的实际需要、减轻当事人和内地法院的诉讼负担以及推进内地和香港司法合作进程等考虑,内地法院在审理涉港民商事案件中均应对当事人提交的香港判决作特别对待,在经特别程序审查认定符合一定标准的情况下,可被内地法院采纳为相关案件事实。就调取存在于香港的民商事证据而言,香港本地法律的规定以及两地此前已存在的良好合作关系为此提供了依据,但内地法院委托香港法院调取证据的具体操作流程尚待规范。此外,内地和香港应当通过协商尽速达成为调取证据提供司法协助的协议或安排。

贷款协议书内里有“机关”——一起涉港仲裁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作为广东省一家金融机构的仲裁代理人,笔者曾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代理了一起涉港仲裁案件。该案目前已得到圆满解决,但该案所涉及到的几个法律问题却比较典型,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 案情简介 1985年11月21日,广东省一家金融机构(以下简称甲公司)属下的国际金融部与香港一家建筑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签订了编号为(85)

涉港家事案件代理思路探析——从一宗涉港不当得利案件说起

在内地代理涉港夫妻财产案件,实体上需特别注意两大法域之间适用法律的区别;同时,因牵涉不同法域,准据法、案由等程序上的选择也决定了案件不同的代理结果。

七国集团涉华议题的历史演变

本文主要介绍七国集团的涉华议题,如涉港、涉疆、涉台、涉海等的历史演变,以及中国的相应应对,意在 了解世界格局的相关动态,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尝试性的思考。

论涉港民事诉讼协议管辖条款效力判定中方便与非方便法院规则的运用

编辑提示:长期以来,由于内地与香港、澳门分属不同法域,在审理涉港澳民商事纠纷案件时,不可避免地存在司法管辖权、实体法的适用以及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等诸多问题。2004年5月19日至20日,由国家法官学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主办的“内地与港澳地区商事法律实务研讨会”在深圳召开。三地的法官、专家、学者等90余人集聚一堂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并提交了部分论文(相关会议报道见本刊第6期封三)。本期特别选登其中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希望能够藉此增进读者对相关问题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