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权视阈下个人涉疫信息善后处理的制度构建

互联网技术与海量数据的结合使得“圆形监狱”成为可能,大数据的介入更加剧了涉疫信息保护与侵权之间的冲突。要保护好个人涉疫信息,首先要理清删除权与被遗忘权之间的关系,并针对涉疫信息权益易受侵害、法律制度空缺、善后管理机制混乱等问题,探讨涉疫个人信息善后处理的制度构建。为此,或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为桥梁,将被遗忘权明确写入法律,推动涉疫个人信息善后处理制度的落实,即在明确涉疫信息删除标准的前提下,推进信息收集主体“主动删除”,强化信息主体通过申请或诉讼方式进行“被动删除”,以期最大限度地降低涉疫个人信息权益受侵害的风险。

涉疫信息安全法益的刑法保护之检视及对策探析

通过分析涉疫信息的特征及其安全法益的独特保护价值,结合《刑法》与其司法解释有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条款,得出《刑法》对数据信息类犯罪的规制存在空缺、其司法解释未与以涉疫信息敏感性界分的前置性行政法律规范在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层面达成一致,以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公共卫生领域对数据的正向利用未给予合理解释空间,使得信息活用存在刑事风险的问题。针对上述困境提出:明晰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及信息安全法益间的独立关系、对涉疫信息分类分级进行刑事保护并设立侵害公共数据罪,以及增设为疫情防控、远程医疗与药物临床分析等合理使用涉疫信息特定人群的豁免条款的建议。

危机传播情境下社交媒体用户涉疫信息转发行为形成机理

文章聚焦危机传播情境下社交媒体用户的涉疫信息转发行为,遵循扎根理论研究范式,深度访谈22名研究对象,提炼出转发动机、转发对象、转发内容、转发形式、转发渠道、转发障碍、转发行为生命周期7个主范畴及核心范畴,进而揭示危机传播情境下社交媒体用户涉疫信息转发行为的形成机理。危机传播情境下社交媒体用户在利益相关、情感交流等动机的驱动下,将筛选后的涉疫信息以特定的形式,通过特定社交媒体平台转发给选定对象,在此过程中存在信息与平台两个层面的障碍。研究发现:随着疫情的发展,社交媒体用户的涉疫信息转发行为呈现出生命周期性特征。研究危机传播情境下社交媒体用户涉疫信息转发行为的形成机理,有助于深度了解与预测用户行为,可以为政府相关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社交媒体精准信息推送等提供理论参考。

承诺理论视角下辟谣短视频分享意愿的驱动因素

短视频平台已成为公众获取与利用健康信息的重要渠道。新冠等病毒近年不断流行,涉疫谣言通过短视频平台传播并被用户采纳,为此,分析辟谣短视频分享意愿的驱动因素,有助于公众参与谣言治理,深化网络生态治理。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321份不同年龄层的有效样本,基于承诺理论对情感承诺、持续承诺、规范承诺等构念进行短视频平台下的情境化,以探究情感承诺、持续承诺、规范承诺的前置要素及其对辟谣短视频分享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交圈群认同、平台卷入度显著正向影响情感承诺;时间成本、社交网络形象显著正向影响持续承诺;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显著正向影响规范承诺;情感承诺、规范承诺显著正向影响辟谣短视频分享意愿,而持续承诺的影响不显著。

防疫常态化下涉疫个人信息的公法保护研究

自新冠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以来,防疫措施的有效实施均有赖于公民涉疫个人信息的妥当控制。个人信息的公私二元性质在涉疫个人信息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其根本属性是个人权利向公共利益的合理让渡。但是,即便公共利益作为我国法治语境下公权力介入私权的理据由来已久,当前公权力过度的社会控制追求与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在涉疫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等方面形成的紧张关系不容忽视。对此,需要围绕贯穿公法领域始终的比例原则,再结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完善涉疫个人信息公法保护的指导纲领,拓宽公法保护路径,构建并完善以公法为主体的多元化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模式。

后疫情时代应急管理中涉疫个人信息披露法制化

通过梳理中国疫情应急管理中涉疫个人信息披露的现行法律制度,分析了不同国家地区涉疫个人信息收集、披露时的做法,探讨了适合于中国的涉疫个人信息披露的路径:一方面要在应急法规中增加个人信息披露的规定;另一方面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细化涉疫个人信息披露的内容,重点为以最小化原则为基础由国家披露个人信息,同时以公开透明原则保障公民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