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罪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重点问题研究

合规不起诉制度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刑事合规试点改革的重点内容。但对于这项制度应如何建立,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当前,涉罪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在适用范围、不起诉方式的选择、合规有效性标准评价、第三方合规监管、检察机关不起诉权规范等方面仍面临诸多争议。未来立法可以建立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体系,并着重从程序供给与权力规范两个层面,以合理设定适用对象的范围、建立层次性的合规有效性标准、建立常态化的监督回访机制、强化检察机关主导地位、设置不起诉裁量标准与建立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等具体方式,进一步完善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整体建构。

公安机关办理企业涉罪案件的风险评估与防控

指出公安机关应建构企业涉罪案件风险评估与防控制度,在对涉罪企业作出相关侦查措施前,分析可能发生的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风险,并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将侦查活动对企业生产经营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分析了该制度的建构可行性来自于《公安部指导意见》《经济犯罪规定》提供的规范依据、司法资源高效投入奠定的经济正当性与发达地区探索积累的实践经验。提出制度建构围绕风险评估体系、风险防控措施与程序衔接三方面展开,同时主张以风险培训机制、第三方机制、电子化信息联动机制与责任考核机制辅助制度落实。

检察环节构建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的探讨

检察机关对涉罪企业进行合规考察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不仅有利于发挥检察机关依法保护市场主体的积极作用,拓展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还可以促进涉罪企业积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预防违法犯罪再次发生。合规考察作为企业犯罪的检察治理创新方式,应合理确定案件适用范围、考察主体、考察程序与考察期限,在制度设计上必须注重依法推进、多方协同、利益兼顾,确保路径和手段切实可行。对于合规考察制度的实施,应注意处理好企业合规意愿与案件处理、诉讼效率与人权保障等之间的关系。

企业刑事合规实践探索的适用问题研析

在我国语境下,为求概念的精确,建议合规实践的称谓采用完整的表述“涉罪企业刑事合规”。民营企业的刑事合规应该是企业刑事合规试点实践中的重点场域。企业刑事合规的适用条件包括犯罪类型、罪量程度、认罪认罚、合规承诺、企业规模等方面。企业刑事合规实践中对单位犯罪的认定要注意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企业内部在案发前的预防性合规计划不能作为单位犯罪的免责事由。对于企业刑事合规实践,需要建立完善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建议完善现有相关法律规定,设立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

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构建

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是刑事程序激励的最佳方式之一,但在企业合规不起诉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适用范围混乱、企业合规协议有效性实现困难和关于不起诉运行方式定位不准确的问题。结合我国法治发展的现实环境,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标准建立我国的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是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必然要求。应当借鉴域外国家不起诉制度的有益经验,构建涉罪企业合规二元不起诉模式,准确把握企业合规的有效性的确认,以检察机关为核心力量,推动涉罪企业合规的开展。

合规不起诉中第三方监管人的选任与职责

为了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有效促进涉罪企业防控刑事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我国检察机关对涉罪企业开展了合规不起诉的试点工作。构建我国的第三方监管人制度是落实合规不起诉制度、激励涉罪企业履行合规建设承诺的重要举措。第三方监管人的选任是构建第三方监管人制度的主要环节之一,直接影响监管工作的成效,实践中做法不一,内容繁杂。第三方监管人协助检察机关参与企业刑事合规,监督涉罪企业建立、实施有效合规计划,预防涉罪企业再次实施犯罪行为,帮助涉罪企业进行更为深远持久的治理改革,这有助于检察机关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彰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检察担当,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从定性到定量:人民法院参与刑事合规改革的逻辑基础与路径构建

通过近几年的试点,我国企业合规改革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要进一步做好企业合规,必须妥善应对存在“法外施恩”质疑、适用企业数量少、缺乏外部监督等现象。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合规整改不具有刑罚性质、起诉裁量权受限、检察权的实体属性较弱。基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结构模式的职能定位,人民法院采取的定量式评价能够通过全面确立合规理念、丰富合规激励形式、实现合规外部监督等方式应对上述现象。在具体路径的构建上,可以从悔罪情况和主观故意程度与合规计划的关系出发,明确刑事合规作为量刑情节的地位;从刑事合规的类型区分和证据属性出发,探索适用第三方机制的审查规则;从单位犯罪的特殊情形和其他责任形式的衔接出发,完善刑事合规的配套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