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非性观念来看扬雄“丽以则”与“丽以淫”

扬雄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著名论断,明确指出辞赋具有“丽与则”与“丽以淫”的区别,这一论断符合辞赋创作的实际,并且基本上反映出辞赋发展的总倾向。对于扬雄“丽以则”与“丽以淫”的划分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儒家的非性观念,无论是作家主体论还是创作论都具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观。通过对儒家非性观念的分析,可以更加清楚的认识扬雄“丽以则”与“丽以淫”的本质。

关于汉赋的“丽以淫”与“丽以则”

以丽为美是汉大赋最鲜明突出的文体风格 ,从侈靡的“丽以淫”到平实的“丽以则”,反映了汉赋由“辞人之赋”到“诗人之赋”的流别演变。这种一代文体和文风的变化 ,受当时儒家经学教化讽喻思想和尚智求实精神的影响甚大 ,是一个用功利态度和实践理性消解汉赋铺排夸饰的“侈丽”之美的过程 ,也是导致赋体文学衰落的一个思想文化因素。

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丽”及相关范畴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丽"(包括"华"、"艳"、"采"、"绮靡"、"妍媚"等)被看做是诗、赋及其他所有文章的一个重要特征,尚"丽"成为一种审美风尚。这一风尚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但一味地追求"丽",也使文学创作产生了一些流弊,"丽而不淫"、"辩丽本于情性"即是对一味尚"丽"的矫正。

文风规律探析

文风是时代的表征,文风呈现的不仅仅是文字之风、文章之风、文化之风,更是政风民风世风,是国之运势、时代之风。每一种社会现象都有其存在的客观规律。本文尝试探讨文风的一般规律,认为文风具有自发性、稳定性、折射度、周期性和可修正性的特征。

陈叔宝的雅篇与艳什释论

前人用淫丽之文来概括陈叔宝诗歌并不准确。陈诗艳什部分中有少量的色情描写,其中灌注着一种生命的绝望与哀伤;也有一些清新的相思小调;介于两者之间的诗歌大都有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价值。雅篇部分中的宫廷游宴之作描写建康一带的自然风光,从中也透露出陈叔宝复杂的内心世界,表现了君臣之间的深厚情谊。他对北方城市和边塞的畅想,对个人亡国情感的抒发,也具有一定的诗史价值。

苏轼论自然感兴的审美创造

一苏轼关于文艺的审美特征的思想,基本上是道家的,其核心则是道家的因任自然论。苏轼认为,诗文是由于作者有触于中而自然、必然发于咏叹的产物,那是不能自己,必然要勃郁而见于外的。他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苏轼在这里推翻了一个世俗的传统观念。人们常常说,某人能写好文章。其实,好文章不是哪一个有写文章技能的人随时能写出的,不是他想写篇好文章就能写得出来的。

教化与审美的统一——中华美学精神论之一

中华美学的核心精神是教化与审美的统一。这一精神的创始者为先秦儒家,在汉代得以确立,总的倾向是教化重于审美。魏晋南北朝刘勰创'风骨'说,教化与审美的统一基本上得以完善,然理论上的成功并不等于实践上的成功。由于缺乏重要的优秀的作品,创作实践上则是审美高扬、教化缺失,突出体现为广为诟病的六朝文学的出现。唐代是教化与审美统一的成功期,不仅在理论上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音乐美学随谈

一、意境 艺术上的意境问题,曾引起一些诗人和艺术家的兴趣,这是我国艺术美学上特有的术语。意思可意想而难具象。曾经有不少文章论述过这一问题,但感到都不那么确切。 音乐上的意境问题,可能比诗歌、绘画和其他艺术更要抽象一些,也就是说更难以阐述一些。

略论刘勰对“八体”的褒贬——学习《文心雕龙·体性》篇札记

《体性》篇说:“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所谓“八体”就是指八种风格,“八体说”是我国最早的、系统的风格类型说。现在的问题是,刘勰本人对这八体是不是寓有褒贬之情、轻重之意呢?历来的《文心雕龙》研究者对此认识很不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彦和之意,八体并陈,文状不同,而皆能成体,了无轻重之见存于其间。”另一种意见认为刘勰对其中的新奇和轻靡两体略有贬辞。还有的同志则认为他赞成典雅、精约、壮丽而不大附和繁缛、新奇、轻靡等。那么,刘勰对“八体”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呢?

析刘勰的“弥近弥淡”“还宗经诰”

刘勰在《通变》篇中论及黄唐至刘宋各个时代的文学特点后,得出结论:“从质及讹,弥近弥淡。”文学发展由质朴至讹滥,一代不如一代。而要克服奢靡讹滥的文风,刘勰认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即纠正讹风,必得以经书为楷模。历来论家对刘勰的“弥近弥淡”、“还宗经浩”的观点都大摇其头、评价甚低。

从贞观史臣之论,看其时两种文学观之对立

唐代贞观时期(627—649)是有唐三百年江山的重要开创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践祥以来,对内任贤纳谏,宽刑省法,崇儒术,开库序,广值人才,实行开明政治,予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对外,则东西征战,拓疆扩土,以保唐帝国的安定与统一。二十三年的苦心经营,使经隋末战乱后遭到极大破坏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地恢复与发展。随着经济的繁荣,出现了社会稳定、国力强盛。

色彩多姿 绘景以寓情

鲁迅画人善用白描,绘景却也不限于单色,赤橙黄绿皆入文.写景,绝不是游离题旨之外的无谓渲染,而是景中蕴情,情景浑然.寻常的百草园在鲁迅笔下;“碧绿的菜畦”衬之“紫红的桑椹”,“光滑的石井栏”伴着“高大的皂荚树”,错落有致,绿中泛红;添之肥胖的黄蜂伏在金黄的菜花,轻捷的叫天子直窜云霄,油蛉低唱,蟋蟀弹琴……真是动静相宜,色彩缤纷,生机盎然.鲁迅之所以极有情致地绘声绘色于百草园之乐,是融进了鲁迅的情思:热爱大自然是儿童的天性.不应该人为地束缚、压抑儿童,磨去他们的天性.如果超越儿童的认识特点,“强化”教育,既便是“极方正,质朴,博学”的老师,效果甚微,“三味书屋”学习的枯燥泛味足以证明.我们的教育,能否多些“百草园”,少些“三味书屋”呢?

唐代的修辞理论(一)

刘知几有关修辞的论述一、反淫丽1.而今之所作,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於骛者也。(《史通·叙事》)2.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於实,理少於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於壮夫,服绮纨於高士者矣。(《史通·论赞》)3.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词者务以淫丽为宗;譬以女工之有绮(?),音乐之有郑卫。(《史通·载文》)

析《风骨》议《通变》 《文心雕龙》散论

析《风骨》《风骨》篇是《文心雕龙》争议较多的一篇文论。争议的焦点是对“风骨”两字的不同理解。有的认为风含文的意、志、清、气,属于内容方面;骨是指文章的结构和修辞,属于形式方面。有的却反过来,认为“深于风者,述情必显”,风是情的表现形态,属于形式方面;骨则是立辞之本,“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属于内容方面。也有认为“风骨”就是风格,是指一种刚健有力的风格,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我们认为上述几种观点,从局部来看都有其正确一面,但从整体来论,却都嫌不够全面。

扬雄文学思想新探

最早明确地指出文学的丽靡特质，这是扬雄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杰出贡献。而立足于文学的社会功能评价辞赋，导致扬雄对辞赋创作给予尖锐批评。着眼于文学本体、文学功用两个方面的文必丽靡、文以致用观念是扬雄文学理论的核心，它深刻地影响到后世的文学理论发展与文学创作取向。

情感与创作——读刘勰《文心雕龙》的一点体会

读了刘勰《文心雕龙》,我觉得文学创作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有真情实感.否则,便象刘勰在《情采》篇中指出的那样,“为文而造情”,“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刘勰这里所说的“情”,即指情思.一部作品的思想内容,也便是作者思想的寄托,情感的体现.这便是说,文产生于情;“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情采》)人们只有在感情充沛的基础上,才能写得出优秀的作品来.

论《文心雕龙》创作思想的借鉴价值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文学处于新变的时期。面对文学斑斓错综的变化发展,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提出“因时顺机、动不失正”的创作主张,就是要求文学创作须顺应时代潮流而发展变化,而这种新变又不能脱离正确轨道。《定势》篇中讲“执正以驭奇”,也是强调要把握文学创作的正确方向,驾驭文学发展中新变的趋势。刘勰这一创作思想,对于我们如何认识今天文学创作的万千变化,如何开拓文学创作的新天地,是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的。

我国文学复古运动的偏颇及消极影响

翻开我国文学史,尽管朝代频繁更迭,执笔填写文学史者各异,但书中却多次反复出现内容相近的章节——复古运动,从南朝刘勰祭起‘宗经”、“征圣”、“原道”的大旗开始,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学衡派、甲寅派煞尾,复古派绵延了一千四百多年。

也谈散文之“真”

“当人们充满激情地总结和欢呼新时期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时”,①众多的人们曾为散文有逊于小说成就之赫赫而焦躁;当“新时期文学骤然跌入一九八七年的冷谷”②“已经从前几年的高峰”而“在这三几年里滑进了低谷”③之际,众多的人们更深深地思索和探寻振兴散文之“道”。刘再复同志在其《散文与悟道》④中说:“散文的发展在今天”,“我觉得主要问题又不在于技巧,而在于技巧之外的‘道’。”他说:“‘道’真是一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东西。……它是文字背后所包含的一种灵魂,一种境界,一种精神存在,一种内在的哲学意蕴”。他盛赞“巴老《随想录》的巨大成功。

《情采篇》译注

【原文】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