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淫及商”的前世今生

孔子在同宾牟贾讨论《大武》的音乐时提出的"声淫及商"一词,是有其深刻内涵的,既是孔子对当时社会音乐状况的一种深刻体验,又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而且,"声淫及商"中所蕴含的意义,在后世也都有体现。

“郑声淫”辩说

“淫”在先秦的一个常用义是“过分”、“过量”的意思。孔子说“郑声淫”是说郑国音乐在演奏的各个方面与古代先王“和适”的古乐相比,都显得过分、不正派。把“淫”释为淫荡、淫邪的情淫、色淫都失之偏颇。

《大武》“声淫及商”新探

《乐记》中所说的《大武》“声淫及商”,究竟何意?是经学史上一桩公案。通过研究律尺和音律的变化,可以揭示“声淫及商”的历史真相。苌弘精通历术与音律,他跟孔子说“声淫及商”,很可能是就《大武》的声律而言。西周在历法、乐律方面仍用夏尺,经过厉王、幽王的乱政,律历之学到了东周业已荒废,加之可以通过计算弦长比例来取声,定律所用的尺度可能都统一改为周尺。周尺所定的黄钟九寸,相当于夏尺八寸一分,近于太簇(八寸)。黄钟为宫则太簇为商,以此数值作为黄钟律数,便是“声淫及商”的演奏效果。而宫为君,商为臣,以商为宫,便是臣居君位,有篡位之嫌,与《大武》主旨不合。此律为黄钟来制器调律,则声高而悲,不合先王法度。故苌弘、孔子和宾牟贾等人都认为“声淫及商”不是《大武》应有的曲调。

还“郑声”以本来面目

在文坛的历史上,名声之臭最早的一种是“郑声”。在数千年的时序更迭中,“郑声”历尽沧桑磨难,始终被“靡靡之音”、“亡国之音”的评价所困扰。后来学者多试图从当时的政治局面、经济环境、风俗民情等角度出发试图重新探讨,为“郑声”减轻或洗刷罪名,然而其结局却往往事与愿违,越辩越乱,愈洗愈黑。久而久之,“郑声”竟成了一桩众说纷纭、“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公案。因此,扫除迷雾,走出误区,还“郑声”

论先秦时期的儒家音乐

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以"先王之乐"为"正",民间音乐(郑卫之声)为"淫",主张教民以"正乐",使民为顺民,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儒家思想中有许多闪光点值得我们借鉴。

王肃乐论思想研究--以王肃注《孔子家语·辩乐解》为例

曹魏经学家王肃在《孔子家语・辩乐解》中收录了三篇乐论文章,分别是孔子学琴、子路习琴以及孔子谈《武》乐的故事。这三篇文章在《韩诗外传》《史记・孔子世家》《史记・乐书》《礼记・乐记》等文献当中也有记载,但王肃在其乐论中运用了审美超越、返照省察、礼乐实践等方式为塑造士人的德性品质寻找途径,同时也为政治秩序的重建积极地追寻道德依据,这些都呈现出属于王学自身的特点。

论古优的来历及其分化

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和戏剧常常要追溯到古优。冯沅君认为,古优是奴隶,与师、瞽、医、史实是一家眷属。然而据现有文献分析,古优源于舜帝乐正夔,夔是氏族首领而非奴隶,商人可能是夔族的后裔,所以保留有喜爱乐舞的传统。古优在发展中有过两次重要分化,一次是殷商时期巫觋与乐人的分化,一次是殷商后期乐人内部新旧乐人的分化。前者使得乐人的社会地位降低,成为巫觋的附庸;后者使得乐人的结构改变,形成雅乐与俗乐的对立。周公制定礼乐制度,接受了殷商"正声"(雅乐),而对"淫声"(新声俗乐)进行打压,与新声俗乐关联的优的社会地位进一步降低。然而,喜爱新声俗乐是许多周王和诸侯的共同趋向,因此,周代乐官系统中尚保留有优的一隙之地,其说唱、俳谑、杂戏等表演成为了小说、戏剧的滥觞,而诸侯的蓄优之风则为优的发展提供了成长空间。

《郑风》里的男女

一 孔子说：＂郑声淫,佞人殆。＂这个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朱熹据此判定《诗经·郑风》（以下简称《郑风》）中的大多数诗是淫诗,以为郑卫之乐都是淫声,其中又以《郑风》为最。我们现在读《郑风》,当然不会戴上理学家的眼镜,但问题是孔子为什么说郑声淫？

媒体中了美人计?

美人计,语出《六韬·文伐》:“养其乱臣以迷之,近美女淫声以惑之”,与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等计并称“三十六计”。所谓“兵强者,攻其将;兵智者,伐其情”也是这个道理。对于用军事行动难以征服的敌方,要使用“糖衣炮弹”,先从思想意志上打败敌方的将帅,使其内部丧失战斗力,然后再行攻取。大众媒体以其无所不至的渗透力,可谓当今助人最快达到目的的利器,想利用之、征服之的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