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毁“淫祠”现象浅析

在明代 ,伴随着佛道两教与其他宗教的日益兴盛 ,私建的寺观祠廊逐渐增多 ,对国家财政、社会控制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日益增大。在这种情况下 ,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进行毁“淫祠”活动以遏制私建、私祭之风 ,解决“淫祠”的存在与兴盛引起的各种问题。毁“淫祠”活动在弘治到万历前期达到高潮 ,是明代统治者改革潮流中的一个支流 ,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一过程中 ,地方官员扮演了毁“淫祠”

明代淫祠之禁

淫祠的异端色彩对明朝的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造成了冲击。为维护统治 ,明政府把禁毁淫祠以法律的形式制度化 ,贯穿有明一代。但淫祠屡禁不绝 ,主要原因在于淫祠本身对于明代社会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与明代国家的宗教。

从明代淫祠之禁看儒臣、皇权与民间社会

按照明代的宗教管理体制,并非所有不在国家祀典的民间信仰一概被视为淫祠。但地方官在实际的行政中往往过激,将祀典以外的神明和祭祀一概视为淫祠。明代的官方制度和禁毁淫祠活动非日常化的运动特征,都为民间信仰的存在留有空间。同时,明代国家祀典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不时将有影响的民间信仰纳入,扩大了该信仰在民间的影响。由于明代的国家既非依据民众的合意也非依据儒学的原理而成立,因此,代表国家意志的儒臣既要禁毁民间的淫祠,也要限制皇权的淫祀,但效力有限。

论唐代的民间淫祠与移风易俗

民间淫祠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 ,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民间淫祠在唐代社会非常盛行 ,主要表现为各种名目繁多的“生祠”、祭庙以及巫鬼信仰。唐政府及各级地方官对民间淫祠 ,基本上是持禁绝或改造的态度 ,为此曾展开过一系列移风易俗的工作 。

论宋代民间淫祠

宋代民间淫祠泛滥成灾 ,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公害。民间淫祠泛滥与民间巫风盛行之间 ,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此外 ,由于宋代商业活动的兴盛 ,许多地方性的俗神迅速地向四面辐射 ;而两宋政权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软弱无力 ,使得民众寄希望于神灵。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 ,对民间淫祠的打击几乎一直与两宋政权相始终。由于难以尽述的种种压力与需求 。

十五世纪末江南毁淫祠运动与地方社会

十五世纪末江南发生的一系列毁淫祠事件是地方官员整体社会改革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他们在地方社会实践理学的重要方式,这场运动得到了一批亲近理学的当地士人的支持,一度取得成效,但终归失败。此后,大部分地方士人对民间信仰均持相对宽容的态度,地方志书中"私祀"的观念进而得以成型,而理学及其相关实践也未能在当地取得支配性的地位。

明清江南毁淫祠研究——以苏松地区为中心

明清时代苏松地区的官方毁淫祠行动主要通过毁祠庙、建社学、祀正神等方式加以展开,但并不具有持续性和普遍性。同时,由于这一行为主要依赖于地方官员的政治热情与利益趋向,缺乏制度保障,再加上他们不可能真正从根源上铲除淫祠产生的土壤,因此其成效长远而言难以得到保证。另外,自明代中后期以后,地方士绅在毁淫祠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日益显著,地方利益的博奕对毁淫祠亦有多方面的影响。

浅析遂昌淫祀与淫祠建筑

我国民间祭祀杂神的历史源远流长,并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传统。史上统治阶级为维持社会的稳定,民间淫祀活动曾遭中央政府多次打击,但禁而不绝。地处浙西南山区的遂昌县,历史遗留的淫祠祭祀风俗根深蒂固。遂昌淫祀现象大致可分外来神祇祭祀、地方神祇祭祀、望形生义产生的物化神祇祭祀三种。与祭祀活动伴生有淫祠建筑,或精美堂皇,或粗鄙简单,不一而足。

论唐代禁毁淫祠运动中的官员角色——以对伍子胥庙的管理为中心

唐代,伍子胥信仰在江南地区十分盛行,伍子胥庙作为淫祠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地方祠祭之一,并在历次禁毁淫祠运动中被保留下来。至唐末,子胥庙获国家敕为“吴安王”,正式进入国家祭祀系统。官员在伍子胥庙历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分别是参与者、改革者和清除者。有唐一代,面对地方祠祀,地方官员多扮演第一、二类角色。

嘉靖初年广东捣毁“淫祠”的原因分析及其成效

长期受儒家礼教熏陶的士大夫阶层对“淫祠”信仰具有本能的排斥,双方一直处于争斗当中——士大夫为的是巩固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而“淫祠”信仰则因为其满足了民众的精神生活而生生不息。本文把眼光聚焦到明代,探讨嘉靖初年的魏校在广东地区发起的捣毁“淫祠”运动之原因分析,以及简略地探讨运动的成效。

从焚毁淫祠到列于祀典——浅析唐宋之间汪华官方地位的变化及其原因

汪华是歙州历史上颇有声望和名气的人物,对他的信仰具有浓厚的地方信仰色彩。自唐至宋,朝廷对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蔑视到推崇的过程。本文从谈及汪华的相关文献和正史记载入手,就汪华信仰的宗族性和地域性两个方面,尝试探讨朝廷对汪华态度变化的原因。

明代中叶吴中士人居官“毁淫祠”现象探析

明代中期吴中地区理学一脉始终潜伏于部分士人群体之中,使他们对民间信仰持审慎的态度,而且这些士人之间还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交游网络,更有一批地域外的理学家、官员参与其间,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相互影响,互为奥援,这些都构成了当时部分吴中士人外出居官时采取毁淫祠政策的重要背景。从这一点来看,学术背景和士人网络是我们在考察明代毁淫祠问题时所不可忽略的问题。

教化之外:明代毁淫祠的多重面相

明代由地方官员实施的毁淫祠作为一项社会行动,其意义并非推广教化所能完全涵括,而是有着多元的丰富面相。对于地方官员而言,他们一方面可以通过捣毁淫祠,获取相关资财以补充地方经费的不足,在某些情况下毁淫祠所能带来的收益颇为可观,官员完全可以借此而在地方上有所作为,甚至中央财政对此亦曾有所觊觎;但另一方面,所谓淫祠与各方关系盘根错节,毁淫祠虽然能够带来实际收益,但也蕴藏着一定的风险,官员贸然毁之,往往得不偿失,所以大部分地方官员对此都持审慎的态度,很少主动发起的大规模毁淫祠运动,这也是他们权衡利害之后的必然结果。

嘉靖初期毁淫祠与废佛寺政策的地方实践——以江南、福建为重点

毁淫祠与废佛寺是嘉靖初期宗教政策的重要内容,其推行背后有着帝王偏好、礼制改革、乡约推行等多重因素的驱动。在这样的背景下,理学家们得以一伸其志,居官期间多通过毁淫祠来传播自身理念,而对大多数地方官员来说,毁淫祠、废佛寺的盛行又给了他们纾解财政困难的机会,寺观田产更是成为从地方到中央觊觎的对象,一些官员甚至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操作建议。不过,在不同的地域社会中,扩大化的废毁行动一方面引起了地方士人的强烈反弹,另一方面他们在编纂地方志书,构建地方话语时,也曲折地表达着欲迎还拒的心态。

移风能否易俗:明代江西地区毁淫祠事件探析

明代江西毁淫祠活动较为频繁,地方官员为使地方社会移风易俗,规范社会秩序,对用人祭祀、巫师害民、劳民伤财等不合理的祭祀现象进行了严厉打击。同时,他们又通过毁祠庙、兴学校、祀正神等措施来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信仰取向。但这一行为主要与他们的政治热情相关,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地方官员打击淫祠的效果并未持久。

毁淫祠与地方神灵传说的变迁

清末金泽地区的陈三姑信仰由于被认为比一般不合礼制的淫祀更为淫邪,屡遭官方制裁。然而在历经数次禁毁事件之后,毁淫祠本身直接成了神灵灵验传说的情节构成。为了该信仰的存续,信仰支持人群在禁毁事件发生后还通过制造联姻传说和美化身世传说的方式,试图遮掩神灵的真实来历和信仰的淫邪色彩。据此可知,不只官方对民间信仰的温和收编会影响传说的面貌,其反面的暴力禁毁活动,一样会成为地方神灵传说变迁的重要动因。

明嘉靖初广东毁淫祠的局限及其原因考析

从事件的局限出发,考察士大夫阶层的"淫祠"观念及其禁毁淫祠的动机和目的,认为广东士大夫观念上既排斥异端,又主张"以神道设教",导致毁淫祠实施不彻底甚至变质;实践上却张扬儒家教化,贬抑民间信仰,忽略民众意志和需求,则使毁淫祠得不到民众的响应和支持,最终成效有限。

通过法律与情理的社会控制——以南宋“名公”淫祠邪祀治理为视角的分析

传统中国的社会控制模式有别于近现代西方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模式,这在南宋“名公”们治理淫祠邪祀的判书中得到了体现。从《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的13件司法官员治理淫祠邪祀的判书中,可以得知当时南宋的淫祠邪祀泛滥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危害,破坏了地方风俗。儒学出身的司法官员们总是背负着教化社会的使命,移风易俗就是社会教化的重要环节,治理淫祠邪祀以“美风俗”成了司法官员们使命性的责任。而儒家“德治”“劝喻”式的教化理念也决定了他们轻视唯法是用的社会控制模式,在适用法律的基础上大量使用“情”与“理”是普遍的做法。

元代的祠庙祭祀与江南地域社会——三皇庙与赐额赐号

叙言关于蒙元时代宗教界的状况,至今为止研究颇多,这些研究解明了各种宗教势力与政权相结合而呈现的繁盛之景况。一般认为元代的宗教政策与历代相比,大体上比较宽容,而在我们的印象中,各种宗教也都在讴歌各自的繁盛。然而,其中不具备明确的教团组织的地方祠庙信仰,在当时是处于怎样一种状况之中呢?关于这个问题,由于此时代乃关羽与天妃等突出性信仰的勃兴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