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淫秽犯罪新论

淫秽犯罪是指与社会所否定的性行为和性关系直接或间接有关的犯罪。海峡两岸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淫秽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达成共识 ,但立法差异较大。我国淫秽犯罪立法起步虽晚 ,但进步快 ,体系日趋详备 ,在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 ,拐卖妇女、儿童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犯罪的立法方面有其独特之处 ,体现了与淫秽犯罪斗争的坚定性与针对性。台湾淫秽犯罪立法则有法网细密、便于操作的特点 ,其对嫖宿未成年人、传播性病、猥亵等犯罪的立法值得借鉴。

我国刑法中不同类淫秽犯罪比较

淫秽犯罪之所以受到刑法的否定性评价,关键在于该行为本身的淫秽性,而不是其对某些人进行侵害。在我国刑法中,淫秽犯罪的个罪之间既有共同特征,也存在不同的个性特征。共同特征突出其与其他罪的区别,个性特征表明个罪的独特之处,据此对此类行为定罪量刑。

从信息论视角看“淫秽物品”犯罪罪名及量刑方法

刑法有关淫秽物品犯罪罪名不适应信息社会的淫秽信息犯罪的现状。与之类似的犯罪,英语国家用“淫秽罪(Obscenity)”罪名可概括淫秽信息犯罪的各种情形。我国现行刑法的罪名中的“淫秽物品”应置换为“淫秽信息”,并简化有关“淫秽物品”犯罪的节罪名及其个罪名,实物量刑法将转化为“比特bit”量刑。

浅议淫秽物品犯罪的界定

淫秽物品犯罪是指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以及组织进行淫秽表演的行为。这类犯罪侵犯了我国社会风尚中的善良性风尚和性道德。尽管不同国家 (地区 )在不同的时期受到宗教、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对某物品是否为淫秽物品的认识存在着差异 ,但淫秽物品最终还是进入人们道德评价、法律评价的视野。

社会秩序的维护与个人权利的保护——以淫秽物品犯罪为视点

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是一定文明发展所必需的。政府为了维护其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必须会用各种方式来对社会秩序加以调节。可是,维护个人的自由与权益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在具体自由的实现领域,如宪法保护的表现自由就受到刑法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合理的,因为这关系到社会的利益,但限制也应限定在必要的、最小的限度之内,因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极其重要的。

刑法“传播淫秽物品犯罪”的传播学再解读

"传播淫秽物品犯罪"的立法理由主要是淫秽物品的传播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即可能导致个人性心理的变态以及社会性观念的扭曲、社会性犯罪率的升高和性风俗的恶化。但是现有的法条表述并没有区分不同的传播模式,淫秽物品的"公开的传播"和"一对一的传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不同的;同时已有证据也无法证明后者会对个人行为模式和社会善良风俗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对个人生活压力、紧张情绪的缓解有所裨益。因此,现有立法表述应该区分不同的传播模式,将"传播淫秽色情犯罪"的规制对象限定于公开的或具有使得不特定第三人知悉之可能性的性质的传播。

淫秽物品犯罪治理方略研究——以网络淫秽信息犯罪为中心的分析

互联网运用的突飞猛进,使淫秽物品犯罪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针对淫秽物品犯罪的特性,现今全面禁止、严厉打击、运动式执法的刑事政策也必须调整为区别对待和堵疏结合、凸突显对青少年保护、注重长效治理的刑事政策。在淫秽物品犯罪治理的具体对策上,一要构建坚强的法律保障;二要提高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力和水平;三要提倡民间社会的积极参与;四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互助。

论淫秽物品犯罪之轻刑化——以无被害人犯罪角度为切入

相较国外立法,我国刑法对于淫秽物品犯罪的处罚较为严苛,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最高刑更是可以判至无期徒刑。随着社会风尚的不断发展变化,淫秽物品犯罪刑罚设置的合理性渐渐受到质疑。笔者认为,从无被害人犯罪理论出发,淫秽物品犯罪的当罚性已逐渐减弱,淫秽物品犯罪的轻刑化势在必行。

成本收益理论视角下网络传播淫秽物品犯罪的实证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传统的传播淫秽物品犯罪由线下转为线上,且涉案金额屡次刷新极值,此类犯罪一直高发频发给网络空间环境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基于200个案例,采用案例研究与数据分析的方法,结合贝克尔成本-收益模型,对案例中的成本、收益数据进行深入研究剖析,发现高收益、低成本、传播手段隐蔽、传播主体无门槛等是此类犯罪高发频发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犯罪人大多文化程度较低、实施犯罪的总成本远低于犯罪收益、犯罪黑数存在、缓刑使用率较高,且刑罚应对此类犯罪存在监禁刑与罚金刑的适用缺乏弹性等问题。为遏制此类犯罪、实现发案数量持续下降的目标,应当提高犯罪成本、增大惩罚力度以及刑罚的量刑弹性、加强社会联系与宣传等,以遏制网络涉黄违法犯罪活动的滋长蔓延。

认定淫秽物品犯罪的若干问题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国惩治淫秽物品犯罪的单行刑事法规，是适应近几年来淫秽物品犯罪猖獗、诸多行为无法可依的实际需要而制定。

关于传播淫秽物品犯罪的几个问题

1990年12月28日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我国刑法第170条规定的制作、贩卖淫书、淫画罪重新作了规定,其中关于传播淫秽物品的规定尤为详细.《决定》不仅把传播淫秽物品确定为犯罪行为,而且还根据行为人传播淫秽物品的动机目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场所的不同,分别规定了三种罪名,即《决定》第2条第1款的规定的“以牟利为目的传播淫秽物品罪”,第3条第1款规定的“在社会上传播淫秽物品罪”和第3条第2款、第3款规定的“组织播放淫秽的音像制品罪”.另外,《决定》第3条第4款和第5款还分别规定,向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应从重处罚,以及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传抄淫秽物品的,家长、学校应当严加管教.

论淫秽物品犯罪

淫秽物品古来有之。它作为与文化、文明相伴而生的产物,始终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近年来,这类社会丑恶现象又沉渣泛起,死灰复燃,甚至在个别地区已经泛监成灾,严重地消磨着人们的意志,腐蚀着人们灵魂,危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使人们丧失人伦、道德、良知,

我国刑法对传播淫秽物品犯罪的处罚规定

我国刑法对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法定刑的规定,远高于传播淫秽物品罪法定刑的规定。这种规定的合理性值得怀疑。而且,传播淫秽物品犯罪主要是一种针对道德的犯罪,但刑法对行为人人身自由的处罚最高可达无期徒刑,这显然也值得思考。

试论淫秽及淫秽物品的认定

淫秽物品是淫秽物品犯罪的对象,对它的认定涉及到淫秽物品犯罪的认定,因而,淫秽物品的认定是淫秽物品犯罪的根基问题。 一、淫秽的内含 要确立淫秽物品的内含,首要的问题是给出“淫秽”的定义,划分淫秽与非淫秽的界限。然而,人们对“淫秽”的理解是与特定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社会生活等因素紧密联系的,因而,各国对它有不同的理解。 1.外国刑法对淫秽内含的揭示 对于淫秽一词,印度刑法典第292条将它定义为:“反映淫乱或引起淫乱兴趣或其内容(部分或其中几部分)

浅议法人犯罪的立案管辖

浅议法人犯罪的立案管辖雷继平近年来，我国陆续颁布的诸多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都有法人犯罪的规定。实体法上的这一突破，势必要求程序法上作出相应的规定，为此，本文试就法人犯罪的立案管辖问题略陈管见。目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若干单行刑事法规和最高法院、...

罪群简论──对犯罪集合化的初步探讨

罪群简论──对犯罪集合化的初步探讨李永君在纷繁复杂的刑法罪名中，我们常发现一组组比较密集的个罪群落。它们或三五成群，或七八为伴，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罪名集合。从内涵上看，集合内的每一罪名都具有某种明显的共性，这种共性又成为该集合的个性，以使集合内各罪...

上海市1993年学生犯罪情况调查

在1993年中,上海市的学生犯罪出现了上升的势头。据上海市公安部门统计,1993年全市查获的刑事案件作案成员中,在校学生共有1375名,比上年上升48.6％;其中初中学生所占的比重最大,共有773名,占查获的刑事案件学生作案成员总数的56.2％,其绝对数则比上年增长52％;其次为高中学生,共有347人,占了学生作案成员总数的25.2％,其绝对数则比上年增长32.4％;再次为小学生和大学生,分别为217名和38名,分别占了学生作案成员总数的15.8％和2.8％,其绝对数则比上年分别增长69.5％和40.7％。另据上海市检察机关统计,自1990年以来,全市刑事检察部门批捕的学生刑事案犯人数曾连续三年下降。1990年比上年下降12％;1991年比1990年再次下降12％;1992年则又比1991年下降25％。而到了1993年,却出现了反弹,当年批捕的学生刑事案犯人数在近四年中首次呈上升势头,比上年上升了35％。为此,我们着重对1993年上海市批捕的学生刑事案犯的情况作了调查。

在线传播淫秽物品犯罪与对策

本文对在线传播淫秽物品的具体犯罪行为进行分析后，对在虚拟空间（因特网）中传播淫秽物品犯罪的行为地进行了研讨，指出传播淫秽物品行为的网络用户所在地、传播淫秽物品行为的网络用户终端所在地、因特网服务提供商所在地均是其犯罪行为地，并认为只有传播淫秽物品行为的网络用户才是罪犯，而且对在线传播淫秽物品犯罪提出了相应的社会对策和司法对策。

淫秽电子信息犯罪共犯问题研究

淫秽电子信息犯罪共犯具有主体不确定性、行为性质不清晰性,犯意联络复杂性等特征。淫秽电子信息犯罪链条上的各方主体,淫秽电子信息的上传、下载、链接等行为,淫秽电子信息犯罪"传播"的故意、"牟利为目的"的主观心态,均需具体分析,探讨其共犯性。

依法惩治淫秽电子信息犯罪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2004年9月6日，“两高”出台了《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的颁布实施，对于依法惩治淫秽电子信息犯罪活动，维护公共网络、通讯的正常秩序，保障公众的合法权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