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淮河水灾背景下民间报刊评论文章研究——以《申报》《大公报》为例

1931年发生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重大事件,这一年被称为“我国民族生活史上最惨痛之一页”,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即为其中之一。灾民流徙、疾疠扩散、土地荒芜、粮食短缺、匪患猖獗,淮河水灾成为亟需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民间报刊作为反映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可以为窥探1931年淮河水灾的社会景观提供研究方向。研究发现,《申报》《大公报》作为民间报刊的两大代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这两大新闻媒体积极关注民生问题,发表淮河水灾与治理的相关评论文章,呼吁社会关注淮河水灾,在推动淮河治理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安徽水灾中医疗救助活动述论——以1954年淮河水灾为例

20世纪50年代安徽淮河地区遭遇严重水灾,各级各地政府紧急组织救灾活动,并对灾后的农村进行医疗救助。本文以安徽省卫生厅档案资料为依据,梳理、阐述1954年安徽淮河水灾后各级各地政府的医疗救灾措施,揭示医疗救灾活动在社会救灾中的作用,探究其取得成效的原因及存在的不足之处。

1950年淮河水灾与阜阳小学教育的关系初探

1950年夏，受连月暴雨的影响，安徽淮河段堤坝溃决，阜阳地区遭受百年未遇的水灾。这场水灾给建国初期的阜阳教育发展和刚刚起步的民族教育影响巨大。一方面，阜阳各级政府领导灾区人民积极生产救灾，使当地小学教育和民族教育坚持下去，创造了灾区教育的奇迹。另一方面，这一水灾又对阜阳小学教育造成一些阻碍，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冲击，教师待遇和教学质量有所下降，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小学教育的健康发展。

可见性“民”史:1931年淮河水灾语境下《大公报》的微观舆论话语呈现

新记《大公报》自创办起标榜“四不”方针,长期实践中形成“敢言-能言-善言”的报道风格,成为近代民营报业“文人论政”的典范。《灾区旅行》作为《大公报》对1931年淮河水灾的长篇通讯,以连续报道的庞大篇幅与微观切口的报刊视角,详细记录了此次灾情波及地区的受灾情况与社会图景,并以亲历者身份再现灾区“灾民-官员-土匪”等社会关系,刻画出各方主体共谋救灾与灾区各地乱象丛生的社会现实。考察过程中,记者以民众为中心、事实为本位,在实践中执行新闻舆论监督职能,实现职业理念知行合一,完成“文章报国”与“无负社会”的具身践行。

1950年淮河流域水灾与新中国初步治淮

旧中国历代政府水务荒废,黄河南下长期侵蚀淮河水道,致使淮河流域灾害频仍。1950年淮河再次发生流域性水灾,淮河干支流堤坝溃漫无数,村没物毁,损失惨重。严重的灾情引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关注,发出根治淮河的号召;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治淮工作会议,确定了治淮方针,并成立专门的治淮领导机构治淮委员会。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之下,初期治淮取得了显著成绩,实现了新中国治淮的良好起步。

民国时期国共两党治淮之差异与舆论交锋

淮河水灾问题是指淮河水灾及其衍生的社会问题,是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突出的问题,对淮河流域革命有巨大影响。在国民党政府前期、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治淮不同,双方进行了舆论交锋。这一过程也是国共两党社会形象构建过程,从而影响了人心向背,决定了革命的走向,最终中共在人民支持下取得了革命胜利。

周恩来殚精竭虑治水患

中国是世界上江河湖泊较多的国家之一,也是水患严重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特别关注对水患的治理,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新中国成立后,长江、淮河发生水灾。特别是淮河水灾,给淮河流域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一切为人民——记民盟盟员、田家庵区副区长李勤

今年6月下旬，淮河流域连降暴雨，在短短的6天时间内，淮河干流水位一再刷新记录，田家庵段最高水位比1991年汛期最高水位23.82米高出0.58米。汛情就是命令。民盟成员、田家庵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李勤，面对不期而至的洪涝灾害威胁，她表现出了一名优秀领导干部科学严谨、细致果敢、苦干实干、不惧艰险的高尚品质。她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贯彻“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十六字方针，把防汛救灾工作作为那段时间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严格按照上级部署，确保防汛救灾各项措施落实，为防汛抗灾、减轻洪涝灾害影响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