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挑战与应对--基于浙江的考察

浙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通过率先出台综合行政执法地方性法规,坚持“整体政府”理念与数字化赋能,赋权镇街综合执法,重构了“综合执法+专业执法+联合执法”体系。当前该项改革进入深水区,正面临着来自理论体系、立法体系、改革方式、行政体制等方面的严峻挑战。为此提出了四方面的应对建议。理论上科学界定综合行政执法权责,立法上加强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制度供给,方式上注重推进“放管服”改革,体制上加强国家层面对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统一指导协调。

健全机制 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南通市在前期改革成果基础上,坚持优化协同、健全执法部门联动机制,坚持“瘦上强下”,健全执法力量下沉机制,坚持规范高效,健全执法队伍管理机制,坚持清单管理,健全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持续推动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向纵深发展。近年来,南通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江苏省委有关决策部署,持续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2015年借国家级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契机,聚焦多头执法、多层执法、重复执法等问题,推行“多帽合一”,构建市区县镇“四个一”的综合行政执法新格局。

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在该背景下,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可行性研究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既是贯彻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既是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迫切要求,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既有前期探索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解决前期突出问题的必由路径。

南通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南通市抓住组建市县镇三级区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的契机,将大数据和综合执法队伍相结合,强化数据赋能、科技赋智,探索构建了“大数据+指挥中心+综合执法队伍”的新模式。

郑州市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探索的实践与建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市场监管、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农业等5个重点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和总体要求,郑州市精心部署,周密安排,开展了以减少执法层级、推进执法重心下移、整合归并执法队伍、优化配置执法力量为主要内容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目前,郑州市各领域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已按新“三定”规定开展执法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整体谋划 系统推进 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专项任务,要在总结前期试点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结合地方机构改革,加快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一、全面把握中央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大幅减少执法队伍类别,合理配置执法力量。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深化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为探索乡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后半篇文章”顺利落实的有效方法路径,河南省兰考县按照上级改革部署全面推动了全县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理顺了乡镇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机制,优化了执法力量配置,全面打造了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为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打下了良好基础。

重塑四个体系 深化“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

近年来,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以深化镇街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系统性重塑组织、权责、运行、保障四个体系,持续推动“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走深走实。一年来,全区市场主体受检频次同比下降62.5%,群众投诉举报率同比下降39.7%。

深化“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优化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

舟山市围绕自贸区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推进跨部门跨领域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积极构建与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制度体系相衔接,与舟山片区功能定位相匹配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体制机制。

深化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列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谱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要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基层综合执法体制机制。乡镇综合行政执法作为行政执法的“最后一公里”,是深化基层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一环,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近年来,河南省商丘市委编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深化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各项要求,积极推进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着力构建权责明晰、运行高效、执法有力的基层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切实将体制机制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积累了符合商丘市情的实践探索经验。

深化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各地亮大招

深化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党中央对交通运输系统部署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交通运输部党组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自觉增强政治担当,指导督促推动各地落实改革任务。为了总结改革任务落实情况,明确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和工作任务。

周伟:以数字化赋能深化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数字技术革命对所有行业都带来了巨变,对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有着巨大的发展前景。”2023年10月13日,在2023年交通运输综合执法装备展览会的主题交流会上,交通运输部原总工程师周伟如是说。深化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交通运输系统部署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对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强调要深化行业改革,“不断深化铁路、公路、航道、空域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适应综合交通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治理吸纳执法:乡镇行政执法何以运行——基于中部多个乡镇综合执法改革的经验考察

近年来国家不断强调治理重心下移,行政执法权下沉是其重要表现。以执法下沉为目标的行政执法改革旨在通过行政执法权的属地化配置缓解乡镇治理权责失衡的困境,促进基层治理规范化。但实践中,乡镇行政执法形成“治理吸纳执法”的运行特征,即行政执法作为“条条”体制下的一种专业化事权呈现出“块块”主导的属地化运作,这源于乡村社会的弱执法需求以及伴随多中心工作而来的乡镇治权弱化。行政执法下沉客观上为乡镇提供了新的治理工具,但并未带来预期的执法效益,也没有根本改变乡镇治权不足的结构性困境。乡镇治理权力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乡镇治理情景,具体分析行政执法权的性质,才能正确理解行政执法权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以及行政执法改革对乡镇治理的意义。

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基层政权建设的视角

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对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践和逻辑进行分析发现,改革在纵向上实现了执法权下放,横向上实现了执法权综合化,从而打破了乡镇条块分割的局面。作为“强镇扩权”改革的一部分,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本质上是国家新一轮基层政权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将自上而下的权力渗透与自下而上的社会治理相结合,实现基层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面向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整体绩效观与实践路径——基于浙江省T县行政执法改革绩效评估研究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涉及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部门间因行政体制、成本风险、认知偏好等导致的绩效碎片化问题时常发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执法绩效产出最大化。通过研究发展“整体绩效观”这一概念,从思维层面、机制层面、路径层面重塑其新的内涵,对于整体政府理念的拓展、超越碎片化治理、综合执法改革的绩效评估有着很强的理论意义。基于“整体绩效观”,在整合、协同、智治维度构建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绩效评估模型及指标体系;更进一步地通过研究浙江省T县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典型案例,为落实“整体绩效观”、完善基层综合执法体制机制、提高改革效能提供有效的实践路径。

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改革与机构优化设置

在市场监管领域,国家一直都在推动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并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市场监管领域的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执法人员不足、执法体系不健全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开展。为此,在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优化机构设置,明确职责范围;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执法水平;统一标准体系,提高执法效率;明确权责划分,确保执法权能;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的问题探索与思考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长期存在着画地为牢,层层设卡的现象,存在重复执法、多头执法的弊端。随着道路运输从业者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建设交通强国的要求,原有的行政执法模式已不再适合时代需要。经过机构改革,原有执法弊端已经得到了修整,但又出现了部分新的问题。本文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回顾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结合各地的经验,针对改革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困境研究

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交通运输为经济保驾护航。促进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行政执法工作至关重要。然而,目前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执法分散、力量薄弱、信息技术建设滞后等问题。因此,持续推进信息技术的应用、构建高 效的执法协作体系、提高执法队伍素质,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关键,是实现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地方综合执法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及整体性韧性治理研究

推进综合执法改革是实现行政执法体制创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一环。在当前深化综合执法改革阶段,依循政策推进的地方综合执法改革实践受制于诸多主客观因素,地方政府所处的改革生态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暴露出其所不能以及乏力的“非韧性”症状,出现了“有改革无变革”的叠变性“内卷化”风险。研究发现刚性过度扩张的环境中改革预期动力消解,“内卷化”风险在改革过程、结果效能、改革效率、边际效益等层面上显现,改革原有政策设计成效不显著。从生成逻辑看,科层制与属地压力叠加生成改革约束、治理机制缺位引发改革结构分散、非常规治理工具依赖演化脆弱系统、地方行为主体异质等共同形塑了“内卷化”风险。由此,在复杂多变环境中实现对综合执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因应治理,需在适应地方改革情境张力的基础上,着眼于整体性和注重包容调适的推进路径,系统构建集治理主体、制度框架、运作机制、治理技术、结构功能于一体的整体性韧性治理策略,推进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多层次、立体式构造,增强其承载改革的组织韧性,进而实现对综合执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治理与规避。

坚持变革重塑 完善体制机制 持续深化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对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完善基层综合执法体制机制等作出重要部署,为基层深化行政执法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2018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作为重点任务统筹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各地按照中央部署要求,积极探索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形成了许多好的经验做法。新时代新征程,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按照党中央关于地方机构改革的部署要求,坚持变革重塑,进一步理顺执法职责、整合执法队伍、减少执法层级、推动力量下沉,完善基层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