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容量的农民工深度城市化探析

从城市容量角度关注农民工城市化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本文从城市容量出发结合人口城市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城市容量是一个以人口负荷量为主体,包含自然容量、经济容量和社会容量的三维系统,并建构了人口城市化与城市容量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认为,在现阶段,城市的自然容量和经济容量有助于人口城市化,而城市的社会容量则因无法满足农民工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而延缓着这一过程,也使农民工"半城市化"成为长期现象。因此,作出农民工城市化进程包括两个阶段、四种身份和八个特征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认为,解决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关键须从城市的社会容量着手,系统地考虑三维容量之间的相互嵌入和协调扩张,并提出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几点建议。

再城市化:深度城市化与逆向城市化的同步推进

不同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地区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 ,再城市化的发展路径应是深度城市化与逆向城市化的同步推进。深度城市化就是经济国际化 ,农业产业化 ,镇村市镇化 ,居民知识化 ,社会保障化。逆向城市化就是降低城市人口密度 ,发展城市农业 ,发展废物零排放产业、废物利用产业、清洁清洗产业 ,大力发展郊区住宅产业。文章最后就发达地区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提出了几点对策。

论深度城市化发展与治理转型——以深圳市为例

深度城市化是城市化的质变和路径转折。它跳出了城市单纯规模扩张的思维,改变了过去由产业主宰城市的发展路径,反过来把城市发展作为目的和主线来引导产业层次提升和结构调整,转变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走深度开发、内涵式发展和智能化、生态化生活之路,并以人性化、精细化管理和新型治理方式达成城市的高效运行。近年来,深圳市在空间和资源环境压力下主动转变思路,实行发展路径转折,开始呈现一种新的发展态势。

深度城市化的机遇与挑战——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的思考

201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特大城市的传奇已经为业界所熟悉,三十而立,对于深圳规划而言,正在面临深度城市化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中央、广东省对深圳一如既往地给予众多期待,"深港共建的国际性城市"、"生态城市""先锋城市"的目标促使深圳的城市规划一刻未停地研究筹划城市的未来,另一方面,土地奇缺、集体土地政策导致的二元化严重降低了实现蓝图的可能,任何一项规划的决策和实施都可能引起其他体系的连锁反应,2010年深圳市、宝安龙岗两区都陆续提出"深度城市化"的发展目标,创新规划和制度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和必需。

增长与发展视角下的中国深度城市化——基于文献的研究

随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的日益融合,结构转变与城市化已成为增长与发展的共同核心主题。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使得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也日益成为增长与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城市化则集中体现了二元结构转变和集聚。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城市化主要源于经济结构转变和集聚效应的促进作用,同时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变动也存在重要影响,因此进一步推进"深度"城市化是我国增长与发展的首要问题。我国"深度"城市化的核心除了相关研究强调的农民工市民化之外,更应该包括追求二元结构转变与空间集聚的联动和统一。

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路径:深度城市化与逆向城市化的同步推进

文章认为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 ,发达地区的发展路径应是深度城市化与逆向城市化的同步推进。深度城市化就是经济国际化、农业产业化、镇村市镇化、居民知识化、社会保障化。逆向城市化就是降低城市人口密度 ,发展城市农业 ,发展废物零排放产业、废物利用产业、清洁清洗产业 ,大力发展郊区住宅产业。文章最后就发达地区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提出了 6点对策 。

走向深度城市化的多元路径——深圳土地二次开发模式探析

从深圳经济特区成立至1998年《土地管理法》确定省以下垂直管理、土地用途管制等重要管理体制及制度的近20年里,深圳城市化进程表现出宏观制度支持和地缘优势下的自发性,在经济快速发展、实际操作性制度跟进滞后的背景下快速推进。由此带来的后遗症是后续土地利用成本较高。如果继续延续既定的操作路径,

上海深度城市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上海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推动下,对农民土地的征用不断增加,由此产生的被征地农民群体数量逐年扩大,如何安置失去土地的农民,切实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利益,是事关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上海在经历了从"谁征地,谁吸老"、"谁用地,谁负责安置"到从制度层面上确立"落实社会保障与土地处置、户籍转性整体联动"的安置原则,出台小城镇社会保险制度,对于保障征地农民权益,加快推进上海城市化进程意义重大,但是也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同时随着《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综保"、"镇保"向城保并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亟需调整,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提升上海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提出了对策建议。

深度城市化背景下的环卫设施规划——以上海市闵行区环卫设施专项规划为例

环境卫生设施是健康宜居城市的有力保障,但往往又是目前我国城市发展的"短板"。通过对国内外环卫设施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的分析,以上海市闵行区环卫设施规划为实践,试图寻找能够适合深度城市化背景下的环卫专项规划的编制方法。在深度城市化的城区,环卫设施专项规划面临土地资源紧缺、邻避效应明显、规划落实困难等一系列问题,规划应采用"多规合一"的编制思路,动员各方力量,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确定发展目标,协调沟通各方诉求,确保规划的可实施性,可为其他深度城市化地区的专项规划工作提供参考。

如何深度城市化

今后20年，中国人口转变的后果将进一步显现：2015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2030年前总人口达到峰值。对于一个长期依靠丰富而廉价劳动力实现高增长的国家来说，应对这些重大转变带来的挑战至关重要。而从“刘易斯转折点”视角探讨二元经济的消失及政策含义，有助于认识农民工地位和身份变化趋势，加快促进城市化进程。

城市容量对深度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分析——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

从城市容量角度来分析城市化发展,为研究深度城市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从城市的自然容量、经济容量、社会容量三个维度出发,分析闵行区推进深度城市化的发展环境,遭遇的瓶颈因素,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适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路径——深度城市化与逆向城市化的同步推进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东西部差距的扩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我国今后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研究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路径--深度城市化与逆向城市化的同步推进,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完成十六大提出的"21世纪头20年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深度城市化高潮即将来临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纲要的颁布，深度城市化高潮即将来临。

城市容量对深度城市化发展的影响——以上海闵行区为例

该文从城市容量角度来分析城市化发展,为研究深度城市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从城市的自然容量、经济容量、社会容量三个维度出发,分析闵行区推进深度城市化的发展环境、遭遇的瓶颈因素、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闵行 “全面调结构、深度城市化”

闵行区四届人大六次会议刚刚闭幕，新出炉盼“十二五”规划纲要以其鲜明的发展主线—“全面调结构、深度城市化”，成为代表们关注的焦点。

深度城市化与逆向城市化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区域差异突出。以人均GDP衡量，1999年上海为3．1万元，广东为1．2万元，贵州仅为0．25万元，最高与最低相差12倍；以省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最高最低相差3倍以上；如果以发达省区的最发达地区高收入者与不发达省区的最不发达地区低收入者衡量，则最高与最低至少相差6倍以上；如果以10％最高收入者与10％最低收入者衡量，则最高与最低相差至少在10倍以上。例如，广东虎门镇农民最低社会保障水平就达到每人每年3600元，而中西部落后地区有不少农民每人每年仅1000元甚至不足千元纯收入，因此，地区差距至少在10倍以上。

深度城市化过程中的低碳生态新城建设

打造低碳生态新城,是在实现"深度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在借鉴德国发展低碳经济先进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低碳生态新城的建设思路,旨在探索一条适合于上海的低碳发展道路。

被世界关注的中国农民工——论中国特色的深度城市化

近年来以及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表现,进一步验证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以这个转折点作为发展阶段的里程碑,从理论上认识中国二元经济的终结并揭示其相应的政策含义,有助于我们抓住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和保持社会和谐的关键领域,以应对一系列重大转变带来的挑战,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并未雨绸缪,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保持增长可持续性。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因而农民工进城的不可逆转性愈发确定。目前农民工"有来有去"的模式,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已经没有合理性,从社会发展方面看更存在风险。因此,恰当的政策选择应该是按照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推进城市化进程。

深度城市化战略的内涵与实施保障研究

城市化在扩大内需、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和劳动力素质、解决"三农"问题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是关系到未来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现代化进程实现战略突破的关键所在。虽然我国城市化已连续十多年以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的速度高速推进,但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其中既有客观历史原因,也存在一些关键性制约因素的影响,包括城市化推进理念偏颇、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制约及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升缓慢等。从我国城市化健康推进的客观要求出发,未来需要着力实施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的深度城市化战略,即在保持快速推进的同时,将城市化向纵深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需要三大支点,一是保持城市化快速推进,缩小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差距;二是加快实现高水平、全方位的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城市化质量的战略性提升;三是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增强城市的集聚能力。要实施这一战略,根本保障是提供良好的制度供给。

大力推进厦门岛外深度城市化

对于厦门而言,统筹城乡发展,就是统筹岛内外发展,加快推进岛内外一体化建设。由于城市规划水平与规划视野、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配套服务、基本公共服务与相关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厦门岛内外发展落差过大。岛内城区建设像精致化的盆景,而岛外城市片区至今没有走出"县城"的影子。发展差距过大加剧了岛内城市承载能力的超负荷现象,也限制了厦门的发展空间。高起点、高标准、高层次、高水平地建设岛外新城区,同时加快岛外原有城市片区的精致化改造,推进岛外城市新社区的深度城市化,可以大力推进岛外深度城市化,加快岛内外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