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象明时”到“深观阴阳”——阴阳家之流变、方法与旨意综观

阴阳家较早出现,但直到战国末期才成大盛之局。回到带有“原点”性的《汉志》以探究其原因,则至少要注意学术流变的几个层面:首先,《汉志》与《尚书》同样将阴阳家溯源到历象明时的羲和之官,《宋司星子韦》《吕氏春秋·制乐》《史记·天官书》等反映了古人天象与人事、星变与国变密切关联的文化心理,其与《周易》以“阴阳之义配日月”的诠释模式有着相同的建构逻辑。其次,从载籍上看,《汉志》列“阴阳”于诸子十家,“数术”则别入“略”类。结合《汉志》谓阴阳家末流为“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的“拘者”来看,其所叙录的“数术”六家与能“望气”的南公均可归入阴阳家末流。再次,从方法论上看,无论数术之法还是阴阳之术,或是邹衍求“大祥”“大顺”的大视野,都离不开“深观”、密察、善推甚至占验的神秘色彩与炫化效果。最后,历史上论五德转移的“终始”观念与《终始》之篇,将“阴阳”与“五行”密切关联,蕴成五行相胜的公式,是邹衍之术真正大显于“王公大人”之间而大用于世的主要原因。总之,无论是作为渊源的“历象明时”的史官传统,还是“深观阴阳消息”乃至作为末流的“数术”星占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先秦诸子“各务为治”的共性,更反映了阴阳家在天下治理层面的现实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