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框架体系选择:单一型规则抑或混合型规则

通过构建具有微观基础的DSGE模型和时变特征的SV-TVP-FAVAR模型,理论模拟与实证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显示,单一型规则和混合型规则的宏观经济效应在冲击极值、效应维度和收敛性上存在差异,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显著,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效应相当,单一型规则的调控效果有下降趋势;单一型规则和混合型规则的冲击周期相当,混合型规则对产出的冲击极值更大,对通货膨胀的冲击极值更小,混合型规则的宏观经济效应优于单一型规则。新常态下,"价主量辅"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显著,更适合成为我国调控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规则。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下的多目标混合型规则研究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正处于转型当中,表现出明显的“量价”结合及从“量”到“价”过渡的特点。基于此,考虑到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多目标性及时变非线性特征,本文构建开放条件下包含产出、通胀、汇率、房价及股价的多目标时变“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实证分析了1999年第1季度至2021年第1季度“混合型”货币政策对各目标缺口的时变反应特征及调控效果。结果表明:“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较好地刻画了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动态轨迹,并对稳定产出、通胀、汇率、房价和股价起到了一定作用;2010年以来,“数量型”工具在货币政策调控中的权重不断下降,央行越来越注重发挥“价格型”工具的作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表现出从“量”向“价”转型的特征;除盯住传统的产出和通胀以外,“混合型”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汇率、房价和股价波动作出了反应;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时变特征,在不同时期对各目标缺口的反应存在明显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我国混合型货币政策调控分析

目前中国正处在由数量型货币政策转型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关键阶段,实施数量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能够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维护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在新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基础上,引入了混合型货币政策的二次损失函数,刻画了一组包含混合预期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尽可能真实地刻画中国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货币政策逐步转变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特征。最后,将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和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新凯恩斯IS曲线联立,组成了一个宏观经济的动态系统方程模型,并对混合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混合型货币调控的框架下,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效果均具有显著性;混合型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的时变性,利率市场化提高了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削弱了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

数量型规则和价格型规则的最优组合研究——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单一的数量型规则和价格型规则货币政策工具均不足以维持和应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首先,结合数量型规则和价格型规则,构建了具有选择性特征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采用校准和贝叶斯方法分别估计了数量型规则、价格型规则和混合型规则的参数;其次,采用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和社会福利损失比较数量型规则、价格型规则和混合型规则的政策适用性;最后,采用脉冲响应分析和社会福利损失,研究了数量型规则和价格型规则的最优组合。研究结果表明:央行实施混合型规则要优于数量型规则或价格型规则,混合型规能够更好地熨平宏观经济波动,并且改善社会福利的效果更明显;央行在实施混合型规则时,数量型规则和价格型规则的最优组合为:价格型规则权重维持在60%左右,数量型规则权重维持在40%左右,可以更好地熨平经济冲击带来的波动,减小社会福利损失,增加社会福利。

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及其宏观调控效应

本文基于中央银行数量与价格工具协调并用的事实,分别构造了“量主价辅”“价主量辅”和“量价并行”三种形式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并利用包含粘性价格和预期冲击的NK-DSGE模型,对比不同规则下各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效应,结果发现:中央银行更关注利率政策的持续性和一致性,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则更多是出于相机目的;预期冲击的引入能有效提高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力度,预期管理将在价格型政策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包含预期的“量价并行”规则是当前阶段最符合我国宏观调控需要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且利率政策权重系数要显著大于货币数量权重系数,说明在当前我国实行的混合型货币政策中,价格型工具已经开始起主导作用。

零利率下限约束下中国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宏观调控效应研究

在国内经济下行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的背景下,我国名义利率受到较大下行压力。为此,本文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框架下,基于零利率下限约束的视角,构建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考察货币冲击、技术冲击与偏好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测算社会福利损失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基准模型中,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了产出的增长,相比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虽然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的效果更好,但也提升了通胀水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福利损失。当名义利率受到零利率下限约束时,由于名义利率工具失效,扩张性货币政策推升通胀的同时,也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了实际利率,使得家庭消费得到更大提升。但通胀和产出缺口的波动更为剧烈,造成了更大的福利损失。当前,我国政策利率应避免落入零利率下限区间,依据稳增长与稳物价目标之间的权衡,根据数量型和价格型政策工具的有效组合,制定最优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使得调控更加精准有效。

货币政策与减税政策的组合效应研究

本文改变传统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规则的构建方法,构建了渐进性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社会福利损失比较不同减税政策组合下的宏观经济效应,并对不同减税政策和货币政策规则组合下社会福利的变动情况进行讨论。研究表明:(1)以家庭消费税为代表的间接税税率下调对消费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抑制了产出和投资水平;以劳动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税率下调对产出、消费、投资和就业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以资本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税率下调对产出、消费和投资水平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2)相比较于单一的减税政策组合或者组合性减税政策组合,结构性减税政策组合更有利于熨平外部冲击所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增加社会福利水平;上调或者保持资本所得税税率、下调家庭消费税税率和劳动所得税税率的减税政策组合相比较于其它减税组合更加有效。(3)中国货币政策与减税政策最有效的组合为:货币政策规则应采取价格型规则为主数量型规则为辅的混合型规则,而减税政策应以结构性减税为主。(4)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总体上符合PMPF范式,说明我国财政政策稳定,而货币政策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