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混合契约机制的生鲜供应链动态协调策略

基于新鲜度直接影响消费者需求、新鲜度与促销努力会通过商誉间接影响需求的假设,构建了保鲜努力和促销努力共同影响下的两级生鲜供应链动态博弈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和分析了一种包含促销成本分摊、收益共享和价格锁定的混合协调契约,以实现生鲜供应链的协调。研究结果表明:混合契约机制在博弈中能够很好地实现生鲜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促销、保鲜和价格协调,提升供应链系统成员的收益,其协调效果达到供应链集中式决策模式的效果,而显著优于分散决策下的博弈结果。算例仿真结果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

基于混合契约的生鲜松茸供应链协调策略研究

混合契约概念是"核心条款+附加条款"所构成的契约体系,使各节点的利益诉求能在更为弹性的区间内进行调适,最终实现生鲜松茸供应链协调效能的增强。基于混合契约的供应链协调策略包括,由销售商与第四方物流企业形成双向信息交互、由第四方物流企业协调栽培方与加工方的对接、在销售方与加工方之间建立代储代供合作模式、在销售方与栽培方之间建立市场信息交互平台。

基于混合契约的生鲜电商供应链协调策略

考虑到生鲜电商平台销售过程中保鲜努力水平和促销努力水平对消费者需求的影响,构建保鲜努力水平和促销努力水平共同影响下的消费者需求函数,研究由单一生鲜供应商和单一生鲜电商平台构成的二级生鲜电商供应链协调问题.根据模型比较不同决策模式下的生鲜产品最优定价、最优保鲜努力水平、最优促销努力水平和生鲜电商供应链成员收益等,发现合作能够提升供应链成员的收益,因此构建"收益共享-成本共担"的混合契约协调供应链,并讨论混合契约实施的条件.研究结果表明:混合契约对生鲜电商平台保鲜努力水平和促销努力水平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努力水平弹性系数对于努力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随着努力水平弹性系数的增加,成员收益也在不断增加,当超过最优值后,弹性系数的提升会造成成员收益受损.最后采用算例验证混合契约对于生鲜电商供应链协调的有效性.

论民法上和解的混合契约属性--以程序性契约为视角的分析

不同于债法分则中的普通私法实体契约,民法上和解还具有很强的程序性,实为兼具实体性契约与程序性契约属性的混合契约。民法上和解的程序性表现在:和解契约的缔约目的在于程序意义上的终止纠纷;和解契约的内容包含对程序性权利的处分;和解契约之立法多为程序性法律规范;和解契约具有公法上的程序性效力;和解契约的主体须有诉讼主体资格;和解契约独立于实体性契约;和解契约的可诉性仅限于程序性方面。

混合契约规制下的企业员工——组织配适关系研究

在设计一种有效的企业组织结构时,劳动力交易的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等因素的作用非常重要。本文论证不同的员工特征与环境特征决定了企业内不同的契约组合,从而导致了企业组织形式各异。各类员工——组织关系的构建都是在交易成本最小化前提下的适应性制度安排。

余凌云:引人“混合契约”概念,从法律关系出发区别审查

(一)行政协议属于“混合契约”民法学者与行政法学者的根本分歧,在于民法学者是以市场行为和非市场行为为划分标准,行政法学者是以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为识别标准。这两种不同方法运用到市场领域,对既存的合同进行识别时,归类上就会出现交叉,便会见仁见智、称雨道晴。对PPP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上的合同形态,民法学者认为是民事合同,行政法学者主张是行政协议。于是,各说各话,不易达成共识。

考虑产出不确定和保鲜努力的生鲜供应链契约研究

考虑生鲜产品易腐烂、产量波动大、需求受产品新鲜度影响等特性,构建产出不确定情景下零售商订购量与保鲜努力水平决策模型,研究由单一生鲜供应商和单一生鲜零售商构成的二级生鲜供应链协调问题,比较不同契约下的最优订购数量、最优保鲜努力水平和供应链各成员收益,在此基础上提出带补贴的数量折扣契约,优化设置合理的契约参数,使供应链协调并实现帕累托改进。研究表明:成本分担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均不能协调该供应链;供应商在成本分担契约下的利润高于批发价契约下的利润,而零售商和整体供应链则相反;带补贴的数量折扣契约对保鲜努力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为零售商和供应链的最优选择,而对于供应商来说,当保鲜努力成本系数或产出不确定性较大时,收益共享契约优于混合契约。

价格、时间敏感性供应链收益混合分配契约模型研究

供应链企业通过何种契约方式进行协同合作,以达到整体目标的最优,是供应链管理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在一个两阶供应链系统中,面对价格和响应时间敏感性市场需求,文章通过引入供应商的激励—响应时间函数和市场关于价格和响应时间的需求函数,构建了供应链的收益混合分配契约模型,最后文章给出了算例分析,验证了该模型的可行性。

海运集装箱混合期权契约定价模型研究

国内集装箱班轮运输企业对批量较大且稳定的客户多采用协议价格合约方式执行货运。但这种定价方式在货运量或市场运价异常波动时缺少灵活性,易造成单方面损失。本文将期权引入协议价格合约,建立混合期权契约模型,并以承托双方期望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利用二叉树模型给出最优期权订舱量和最优期权执行价格。隐性利润对比分析表明,面对市场运价和实际货运量的波动,混合期权契约隐性利润变化相对平稳,能合理降低托运人的运输成本,减少承运人的空箱风险,有利于建立稳定合作关系。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最优期权执行价格与协议价格和订购量呈现正相关,与现价呈现负相关;最优期权订舱量与协议订舱量负相关。

销售努力与价格干扰下的回购契约模型分析

实现供应链协调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供应链契约,以一个两阶段存货式生产供应链系统为背景,研究了在销售努力可以核实的前提下,零售价格与销售努力水平同时影响市场需求时的回购契约协调问题。首先在集中决策下给出系统最优的订货量、努力水平和零售价格,然后解释了分散决策下传统回购契约失灵的原因。为此,引入基于努力成本共担与最高限价的混合回购契约,实现了供应链协调。最后,通过数值算例对模型进行了检验。

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争议的类型化及其可仲裁性研究

适用仲裁机制解决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纠纷是我国传统做法,仲裁作为非诉讼解决机制之一,在解决该类纠纷中一直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现行的行政协议救济视角,一旦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定性为行政协议,势必将该类纠纷全部类型化为行政争议,进而排除了仲裁的适用。但是,实践中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产生纠纷并非尽然是行政争议,仍存在可仲裁的民事争议,两种法律属性争议产生并存的情形。因此,简单地将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纠纷类型归为行政争议存在重大缺陷。为化解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纠纷所面临的困境,需要有全新的视角。基于公私混合契约理论,即使把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归入行政协议,当事人就其民事争议部分仍有权选择适用仲裁解决纠纷,而不能以合同属性一概而论。

论房地产中介服务合同的性质与法律适用

司法实践及房地产交易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视房地产中介服务合同为居间合同的看法并不妥当。房地产中介服务合同并非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契约,也非契约联立,而应为居间合同、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合同构成的混合契约。房地产中介服务合同在法律适用上应采取类推适用主义,分别类推适用居间合同、委托代理合同及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则,但类推时应把握当事人缔约目的在于委托房地产中介完成房地产交易活动的意图,以寻求类推适用的和谐,避免类推结果的冲突。

论有奖销售中“奖品”的瑕疵责任

有奖销售是一种促销手段，其核心内容是经营者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附带地向购买者，提供物品、金钱或其他经济上的利益，本文主要就经营者附带提供的物品如果有质量问题，应由谁来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进行分析。

刑事和解的民法性质与效力

刑事和解是公法私法化的重要体现,具有公法性特质,但从根本上仍然属于一种民事契约。刑事和解的标的是实体性基础法律关系,因而具有实体性;同时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方式,和解契约的效力不同于普通债权契约,还具有程序性的效力。刑事和解是兼具实体性与程序性的混合契约。和解契约具有特有的确定效力,即和解一旦有效成立,双方当事人就受其约束,除非因程序性和基础性原因不得被撤销,而原有基础法律关系归于消灭。

公平关切下“前置仓模式”生鲜供应链决策与协调研究

针对由生鲜产品供应商和“前置仓模式”下的生鲜电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保鲜努力水平和“最后一公里服务”努力水平偏低的问题,从公平关切视角探究其原因。运用博弈论方法,通过建立Nash讨价还价模型,分析与比较不同公平关切情形下供应链主体的最优决策以及与之对应的收益和效用。结果表明,供应商的公平关切会降低生鲜电商保鲜努力水平和“最后一公里服务”努力水平,而且供应链成员的公平关切总是伴随着各自渠道收益比的提升和供应链总效用的损失。最后,通过设计“收益共享+成本分担”混合契约,提高电商保鲜努力水平和“最后一公里服务”努力水平,使供应链总效用达到最优。数值分析验证了相关结论。

浅议保管箱合同的法律性质

保管箱合同从合同的目的、合同的权利、合同的义务来看是一种保管合同 ,但其保管范围和保管方法又不同于一般的保管合同。明确保管箱合同的性质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则至关重要。

众包平台协议之定性

众包模式颠覆了以公司为单位的传统商业社会基础结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将闲置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极大地提高了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越来越多的外卖骑手加入了众包平台用工的行列。司法审判沿用了合同定性的适用路径,因此众包平台协议的定性至关重要。一方面众包协议中的平台义务和骑手权利符合服务合同的特征,另一方面平台对骑手的处罚权和算法评价超出了商业管理的必要性,已经成为了一种隐蔽的劳动控制。众包协议所具有的服务合同和劳动合同的双重属性应当引起司法审判的重视,以纠正非此即彼的裁判逻辑。

论投资型保险在契约法上的定位

投资型保险作为新型保险产品,兼具保障与投资的双重属性,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因未在契约法的框架进行系统分析,而在法律适用上不够明确,故常引发纠纷。本文从契约法的角度进行观察,投资型保险契约依其功能,可界分为保险部分与投资部分。投资型保险有着鲜明的特点,且其投资部分具有信托属性,进而导致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有所不同。就保险部分与投资部分的关系,两者在形式上统一并在实质上具有依存关系,投资型保险应认定为混合契约,但仍面临着因投资部分的特性而带来的法律适用难题,故应向典型契约转型。在投资型保险应定位为保险抑或证券的争议上,结合投资型保险的特质并考虑我国现实情况,应界定为保险契约的特殊形式,并对保险契约法作相应调整。

行政协议争议可仲裁性研究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使得行政协议于社会管理中被广泛应用,因行政协议引发的争议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法院办案压力剧增,亟需寻求新的纠纷解决方式,仲裁即为选择之一。但针对行政协议争议是否具有可仲裁性在理论界与实务中均存在争议,在《仲裁法》的新一轮修改中,对此也仍未明确。为推进行政协议争议的多元化解决,应在对行政协议争议的公私法属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争议可仲裁性的各项判断标准,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适用仲裁解决行政协议争议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并明确可适用仲裁的案件类型与范围,希冀为行政协议争议的解决提供新的路径选择。

论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

当前有关行政协议的学术争议,主要集中在公法与私法交织的界面上的合同形态是否属于行政协议,这类合同形态明显间杂着公法关系与私法关系,不宜做完全公法意义上的解读,而应当引入行政契约上的"混合契约"概念。对于有关纠纷,原则上应当通过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区分纠纷属性,循着不同救济路径分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