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通胀、通胀预期与人民币有效汇率——开放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框架下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引入新凯恩斯混合斯菲利普斯曲线框架,并构建计量模型对中国的通胀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存在通胀效应;通胀既受到通胀预期的影响而具有前瞻性,也受到前期通胀影响而具有后顾性,且前瞻性预期对通胀的影响处于主导地位;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中国通胀率的传递效应非常微弱且统计上不显著。文章的结论启示我们:当前治理通货膨胀不应对人民币汇率期望过高,而应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国内经济平衡和改变民众的预期上。

预期、混合菲利普斯曲线与中国通货膨胀动态特征

将货币因素与输入性因素(如汇率、国际石油价格等)引入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框架构建高阶滞后的混合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并利用1995年第1季度至2013年第2季度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总需求变化对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很小,而货币因素与输入性因素(如汇率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成为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率的重要因素;我国通货膨胀主要受到前瞻性预期的影响,而通胀惯性对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不大;相对而言,货币因素对我国通货膨胀具有最重要的影响。

通胀惯性、混合菲利普斯曲线与中国通胀动态特征

本文在Gali & Gertler(2000)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考虑通胀惯性的高阶滞后混合菲利普斯曲线的结构模型框架,并基于GMM模型对高阶滞后混合菲利普斯曲线进行计量检验和实证分析,通过估计其结构参数和深度参数来度量我国通胀惯性的大小及对通胀的影响,刻画我国通胀的动态特征以及我国厂商的定价行为。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通胀具有高阶滞后混合菲利普斯曲线的动态特征,滞后阶数为2,通胀同时存在向前看的理性预期和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我国通胀惯性和通胀预期的强度对通胀率指标范畴十分敏感,CPI通胀率的通胀惯性和持续性大于RPI,CPI通胀率的适应性预期特征强于理性预期特征,RPI通胀率的理性预期特征强于适应性预期特征。在我国厂商定价概率方面,CPI通胀率相对于RPI通胀率,产品价格调整时间间隔较长,厂商对经济政策的反应较不敏感;在厂商价格预期行为方面,CPI通胀率相对于RPI通胀率,厂商对适应性预期的依赖程度超过了理性预期。

基于支持向量回归的通胀预期及对中国混合学习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研究

在借鉴适应性学习预期通过每期不断纳入新信息所刻画的学习机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基于支持向量回归(SVR)的学习预期,并将SVR通胀预期引入菲利普斯曲线,以构建带学习预期和理性预期的混合学习菲利普斯曲线。在对SVR通胀预期进行测度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01.I-2014.IV的季度数据,对我国混合学习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实证分析,并与其他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对比分析。

我国通货膨胀惯性及其货币政策启示——基于后顾性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实证检验

通货膨胀惯性内生于通货膨胀动态演进系统中,并会制约外生货币政策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进而导致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成本增大。纯前瞻性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不包含内在的通货膨胀惯性,无法用来描述和解释通货膨胀惯性问题。构建包含通货膨胀粘性假设的后顾性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并采用1996—2013年的季度数据来描述我国通货膨胀的惯性动态特征,结果表明:我国通货膨胀具有较强的惯性,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显著。较高的通货膨胀惯性意味着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会导致较高的反通货膨胀成本,中央银行应该赋予控制通货膨胀目标更高的权重,并将市场型货币政策工具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

美国1953-2011年分阶段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美国1953年至2011年间不同的经济情况将该时段合理划分为三段,在粘滞价格理论,适应性预期理论,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混合理论下,采用不同的计量模型对三段时间区间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估计,通过构建有效拟合不同时期的模型并估计其参数来刻画不同时期通胀的特征和厂商的定价策略,以对未来的通胀进行有效预期。实证结果表明,失业率和通胀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且各时期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具有差异性。

货币因素、供给冲击与中国通胀动态特征

本文将以货币供应量和汇率为代表的货币因素、供给因素以及需求因素引入菲利普斯曲线建立了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并利用1995年第1季度～2013年第2季度的数据来实证分析不同因素对于我国通货膨胀动态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前瞻性预期与通货膨胀惯性对于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同时存在,但是前瞻性预期对于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大;其次,货币供应量变动对于我国通货膨胀率影响具有最重要的作用,而代表需求因素的产出缺口以及代表供给冲击的原油价格对于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很小;最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通货膨胀可以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作用不大。

异质条件下专业机构与公众通胀预期的传导机制研究

根据适应性学习理论,建立专业机构通胀预期向公众传导的通胀预期异质模型,并将其引入到混合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利用状态空间模型估计出公众通胀预期及混合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公众和专业机构通胀预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公众通胀预期具有适应性学习和滞后性特点;中国通货膨胀的形成同时具有前瞻性和后顾性特点。管理通胀预期不仅需要政府对一些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还需要政府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公众与央行、专业预测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等措施。

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通货膨胀缺口持久性

转轨时期作为中国经济结构最重要内容的产业结构调整可能诱发通货膨胀缺口持久性的变化。本文将通货膨胀缺口作为通货膨胀持久性的替代变量,采用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对1996～2010年期间中国通货膨胀的持久性特征进行了考察,并运用Blanchard-Quah结构分解方法分析了产业结构调整对通货膨胀缺口持久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与现有研究的结果相比,单变量和多变量模型评估的中国通货膨胀缺口持久性都显著较低。通货膨胀缺口受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冲击减弱至0的时期分别为3、3、2个季度;第一产业的发展对通胀缺口持久性的短期冲击为正,第二、三产业的冲击为负;总体而言,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弱化了通货膨胀缺口持久性,第一产业的作用更为显著,而第三产业则强化了通货膨胀缺口持久性。各产业结构变化对通货膨胀缺口持久性的冲击力度大小分别为第一、三、二产业。因此,治理通货膨胀必须考虑产业结构调整因素的影响。

全球化与通货膨胀

逆全球化与通货膨胀高企是当前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那么,全球化及其趋势的逆转是否会影响各国(或地区)通货膨胀的水平,其形成机制是什么?本文选取163个经济体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衡量全球化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将其纳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混合菲利普斯曲线,研究全球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及背后的逻辑机制,并进一步评估“逆全球化”对全球通货膨胀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全球化具有通货紧缩效应,这种效应随着一国(或地区)全球化水平的提升,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强的非线性特征。为进一步考察通货膨胀形成机制,将通货膨胀分解为通货膨胀趋势和通货膨胀周期。对于通货膨胀趋势,以参与全球价值链为标志的贸易全球化,是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趋势下行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信息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则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货膨胀趋势下行的主要驱动因素。对于通货膨胀周期,贸易全球化会提升各国(或地区)通货膨胀周期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敏感性,并通过贸易网络形成各国通货膨胀周期的联动。自2020年初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来,全球化的逆转造成了各国(或地区)通货膨胀水平上升,且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承担了更高的通货膨胀上行压力。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