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资本工具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

最近,国内商业银行普遍感受到了通过IPO扩充资本所带来的信心支持和扩张效应。IPO对于企业的要求是较高的,同时成本也是相当高的,中小商业银行是否都能够成功的采用上市的方式筹集资本以满足监管需求及其自身的发展需要,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混合资本债券的风险与定价分析

本文以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关于混合资本工具的发行经验及其相关监管规定为背景,借助穆迪公司关于混合型证券评级方法,对混合资本债券的风险与定价进行了深入分析。

基于资本属性的混合资本债券定价因素研究

作为一种新型金融衍生产品,混合资本债券以其特有的资本属性形成了区别于传统债券的定价模式。本文通过混合资本债券定价模型对其价值决定因素进行研究,从而揭示其与传统债券定价因素的区别和联系,并对我国发展混合资本债券提出相关建议。

混合资本债券价值决定因素研究

混合资本债券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型金融衍生产品,其特有的资本属性导致其价值决定因素区别于传统债券。本文通过混合资本债券定价模型对影响其价值的因素进行研究。来揭示它们与传统债券定价因素的区别和联系,并对我国混合资本债券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混合资本债券市场展望

2006年9月国内第一支混合资本债券的发行,标志着中国银行业根据国际惯例在资本充足率监管创新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该文介绍了混合资本债券的内在特征,认为从市场需求、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看,国内混合资本债券市场必将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

混合资本债券: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的现实选择

混合资本债券是针对巴塞尔资本协议对于混合资本工具的要求而设计的一种债券形式,发行混合资本债券是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有效方式。它具有较高的资本属性,无论对银行还是其他企业的稳健经营和提高抗风险能力都是必要的,因而除了用其补充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以外,还需探讨混合资本债券对其他企业特别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适应性和可行性。

混合资本工具对资本管理应用价值的思考

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混合资本工具以其特有的股权属性使之成为商业银行一项新型的资本管理工具。与其他资本工具相比,混合资本工具在优化资本结构、挽救经营损失、加强商业银行自我约束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从吸引投资者和增强市场流动性的角度,文章提出完善我国混合资本工具的相关建议。

混合资本债券——非上市银行资本补充渠道的现实选择

文章从混合资本债券与长期次级债券的比较入手,探讨了我国发行混合资本债券的现实条件以及发行定价因素分析,明确了它作为一项新的资本管理工具将会成为我国大量非上市银行一种新的资本补充渠道。

论我国新型混合资本制度的构建

在信用缺失和公司设立欺诈盛行的背景下 ,我国 1 993年公司法确立了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法定资本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设立欺诈 ,维护了债权人利益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资。在我国信用环境、融资环境及市场环境发生一定变化的条件下 ,固守法定资本制度就缺乏其实际价值 。

混合资本债券:资本补充的可行选择

保险公司发行混合资本债券,不仅可以满足行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可以丰富国内长期债券品种。

西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属性辨析与中国“终止论”的终结——四评“资本混合型企业”

一个国家既定经济制度下的不同经济组织形式都带有政治、社会和价值观属性,混合所有制经济也不例外。从宏观制度看,西方国家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仅具有政治与社会属性,而且凝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国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双重价值观。从微观市场看,在企业资本组织形式上,西方国家一方面因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不在一个企业里搞"国有私有资本混合",另一方面又在资本主义价值观支配下坚持企业的资本私有性质的完整性,甚至有时不惜"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这表明,在政治、社会和价值观属性上,世界上没有所谓"纯粹"或制度"中性"的企业资本组织形式,也没有什么"纯粹"或制度"中性"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资本混合型企业”对中国国企效率效益影响的交叉科学分析--三评“资本混合型企业”的决策科学性

"资本混合型企业"以"提高国企效率效益"为理论依据,但"国企效率效益低下"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从企业管理与决策科学看,企业效率效益的改进与提高必须针对具体领域里的具体问题,而且这个改进、提高具有无止境性。因此,西方企业无一通过外来资本直接混入自己拥有的股权资本来达到提高效率效益这个目的。在一般条件下,无论从资本组织优化、结构优化、成本合理性看,还是从企业一般管理、运行、发展这两大方面看,这种"资本混合"不仅不会提高企业效率效益,反而会使之降低。对中国国企来说,这种"混合"不仅会产生上述问题,而且直接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并对国企的性质、目的、社会功能产生影响。因此,它是一种决策科学性极为低下的国企改革模式。

国有企业改制和上市不等于“混合所有制经济”——二评“资本混合型企业”的决策科学性

企业发展并非都要搞股份制,也并非都要上市,股份制与上市本身不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制度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的改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股份制还是上市都不改变企业私有制的性质,因此既不等于也不代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出现;而购股者从来不是企业生产资料和资产生利的最大获益者,更不是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企是否改制采取股份制、是否选择上市,都不代表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与否,而且其自身的企业性质、社会功能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也决定了当前改革的方向与任务不应是与私有资本的"混合"。

“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与内涵的交叉科学检验——一评“资本混合型企业”的决策科学性

从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看,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解为建立"资本混合型企业"是概念上的张冠李戴,以为通过行政手段把私有资本混入国企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荒诞不经的。而西方"资本联合"作为一个企业的(资本)组织、运作形式之一也与这种行政手段催生的"资本混合型企业"有本质区别。同时,任何一个企业的组织形式都必须与企业性质和根本目的保持高度一致,社会主义如此,资本主义也如此。中国国企代表全体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目的是实现这个利益的最大化。私企则是以私有资本及其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任何通过行政手段把私有资本直接混入国企股权资本的做法既是对国企性质、目的的背离,也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背离。

国企资本混合度与加计扣除政策效果发挥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文章以2008—2017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随机前沿模型(SFA)和双重差分模型(DID),对国企资本混合度与加计扣除政策效果发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资本混合度与国企加计扣除政策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创新效率均呈正相关关系,其中与实质性创新产出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结论说明提高国企资本混合度能够显著提升加计扣除政策效果。

第二类代理、资本混合度与国企加计扣除效果

如何应对加计扣除政策不断强化可能带来的效用衰减,找出其原因并加以遏制,充分发挥其作用,成为亟需研究的课题。文章以2015—2019年我国A股国企为样本,研究第二类代理问题对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效果的影响,以及资本混合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二类代理问题弱化了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的效果;资本混合度能缓解这种负向关系,即资本混合度有利于遏制第二类代理,提高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效果。经过替换变量、内生性处理等稳健性检验,结论不变。研究为深入推进国企混改,有效遏制第二类代理问题,提高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有资本混合度、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目前我国国有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那么，国有资本混合度、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本文基于2012～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其进行探讨。实证结果表明：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负相关，而国有资本混合度能够调节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国有资本的存在抑制了高管在职消费，减少了代理成本。本研究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和高管在职消费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

资本混合可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吗

在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基于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资本混合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资本混合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且企业存在违规和股东不存在关联的情况下,资本混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资产配置效率均在资本混合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而融资约束仅在非国有企业资本混合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以及社会责任五个方面,资本混合在各个方面均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当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不同产权性质的资本混合,促进社会和经济整体发展。

关于我国银行业附属资本补充的思考

中国银行业次级债发行热潮未退,混合资本债券发行的大幕又即将拉开。这两种补充商业银行附属资本的渠道各有何特点,面临怎样风险,本文对此做分析并给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