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官员的任命方式

本文从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西藏地方政治状况,概述了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对历辈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的册封制度,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设立和任命方式,以及对噶厦政府众噶伦和摄政王等西藏地方高层官员的任命体系,继而论述了西藏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归属关系和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所拥有统一主权的基础上,简要总结了清朝中央政府任命西藏地区高层官员所产生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清朝中央政府的筹藏方略与西藏宗教事务管理基本经验

清朝通过在中央设立掌管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机构理藩院,在西藏地方设立驻藏大臣,建立金瓶掣签制度和摄政制度,尊崇达赖班禅等一系列筹藏措施,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巩固了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主权。

清代前期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各派管理得失浅论

后金—清政权继承了前朝对西藏地方藏传佛教笼络、利用的策略,并通过扶持格鲁派,最终确立起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体制,从而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理。与此同时,在清王朝独尊格鲁派政治策略的影响下,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重视则略显不足。文章借助寺院经济—寺院实体(宗教)—政治的分析范式,通过纵、横向的对比,揭示清代前期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各派管理的得与失。

再论“牡丹社事件”——以清中央政府为视角

"牡丹社事件"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一件大事。事件极大震动了清王朝,清政府一再声明其保卫台湾领土主权的政治立场,同时调兵遣将,加强台湾武备,推行"开山抚番"方略,构筑防御体系,遏制日军进攻。此外,清廷也力图谋求外交途径解决中日争端。1874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北京专条》,虽保全台湾领土主权,但也造成了严重后果,对中、日两国的发展及其后中日关系走向均产生了深刻影响。

清政府藏传佛教政策在漠北蒙古的影响——以达赖喇嘛和哲布尊丹巴地位变化为例

"兴黄教以安众蒙古"作为清朝统治蒙藏地区的一项基本政策,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尤其在清朝前期,这一政策对于清中央政府巩固在漠北蒙古地区的统治以及打击准噶尔的过程中居功至伟。但在具体实施中,又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适时调整,体现于漠北蒙古地区便是在朝廷的政策作用下达赖喇嘛和哲布尊丹巴于该地区权威及地位的变化。

清季中央政府对保存国粹学堂的态度演变

晚清学部成立后直至辛亥鼎革,中央政府一直坚持尊西趋新的办学趋向,但其内部在应否设立及怎样兴办保存国粹学堂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具体的"存古"思路甚纷纭。过去对此研究不足。晚清学部对保存国粹学堂的态度经历了由驳斥改办到积极推广再到规范划一并限制发展的演变过程。存古学堂是在诸多保存国粹办学方案中被中央政府确立为"新教育"体系内的主要"存古"形式。梳理和重建相关史实可以增进对清季中央政府办理"新教育"的全面理解,为考察各地存古学堂兴办情况立下基础;探究中央政府内部诸多保存国粹言说的异同,注重思想观念之所出,尽量将其落实到具体的人和特定的场合,或可增进对当时"多歧互渗"的时代风貌及相关人物的认识。

试论盟旗制在喀尔喀蒙古顺利推行的原因

本文针对顺治、康熙时期,盟旗制在喀尔喀蒙古推行的背景及其顺利推行的原因,作一浅显的论述。盟旗制能够在当时的条件下顺利推行,是与清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分不开的,同时,也是喀尔喀蒙古人民历经血的痛苦和教训之后必然的选择。

清初康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与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

清顺治年间,康区东部打箭炉一带的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司归附,在当时及之后一段时间全国、藏区及四川地区的形势下,清主要采取政治手段保护已归附的土司,但明末已进入康区的和硕特部仍不断扩展势力。至17世纪末,打箭炉一带终被和硕特部控制,已归附清朝的土司亦被杀。在此情况下,康熙皇帝及清中央政府改变以往对和硕特部的策略及态度,决定在打箭炉一带采取军事行动,此即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此役时间虽不长,但双方投入兵力较多,在康区历史上规模空前,最后以清的完全胜利结束。此役之后,清直接治理雅砻江以东地区,康区政治军事格局出现重大变化,清治藏战略亦出现重大调整。

清末新法计划述略

日俄战争后,为消除东三省严重的主权危机,清中央政府及东北地方政府运作了借款筑路(联美制日)的新法计划。但由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日本与英国的破坏威胁,使新法计划最终遭受挫折。通过对新法计划的运作过程及其失败原因的研究,以期展现弱国外交的真相。

金瓶掣签制度符合宗教仪轨和历史传统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所独有的首领传承继任制度,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显著特征,历经几百年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严谨而又严密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主要体现在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坐床等主要环节,其中对有影响的大活佛采取金瓶掣签认定转世灵童、报请中央政府批准继任、坚持国内寻访原则等已成为重要历史定制。金瓶掣签制度是清中央政府为进一步完善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制度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既剔除了活佛转世的某些弊端,也符合宗教教义和宗教仪轨,体现了对宗教仪轨和信教群众宗教感情的尊重,更体现了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