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反“清乡”斗争述论

1941至1944年间,为粉碎日伪对华中等地全盘伪化的"清乡"行动,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按照中共中央华中局制定的"坚持原地斗争"的反"清乡"总方针,广泛开展政治动员,周密进行组织准备,适时调整军事部署,正确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灵活制定各项政策与策略,最终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重大胜利。

论日本对“清乡”活动的决策与主导

武汉、广州作战之后,日本调整对华战略,着力扶植伪政权,在所占领地区大肆开展"治安肃正"运动。在华中地区,日本与汪伪政权协同组织实施了声势浩大的"清乡"活动。日本大本营及侵华军事机构通过规划"清乡"活动的具体策略、主导控制汪伪政府清乡委员会的组织与活动、与汪伪政权签订一系列"清乡"协议、在"清乡"活动中牢牢控制军事指挥权等,使整个"清乡"活动完全服从于日本侵华的总目标和总战略。

清末广东的盗匪问题与政府清乡——从社会治理看清朝统治的末势

盗匪问题是清末广东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当时的文献中,常能见到诸如"粤东之盗,甲于天下"的说法。盗匪威胁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社会动荡,不少也卷入革命党人发动的反清起义,危及当权者的统治。为消弭匪乱,稳定社会,清政府当局推行严厉清乡政策,以军事手段打击盗匪,而效果却并不明显。清末广东匪患的严重化以及政府于治理上的疲软处境,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清末社会及清政府垮台的社会基础提供了更广的视角。

“清乡运动”与李士群之死

李士群是“清乡运动”的主要谋划者与核心人物。其得力的措施使该运动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李士群在“清乡”中急剧膨胀的势力与强烈的离心倾向 ,严重威胁了日本“国策” ,这是其致死的根本原因 ,他的死也与日军内部派系斗争以及与周佛海的权力斗争有关。所谓死于军统反间计之说实属夸大之辞 。

新四军在江苏抗日根据地的反“清乡”斗争政策述论

为确保对华中占领区的统治,消灭该地区内的新四军,1941年7月至1944年底,日汪在江苏大部分地区掀起了罪恶的"清乡"活动。针对日汪掀起的"清乡"活动,活跃在江苏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在中共中央及华中局的领导下,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把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与群众动员紧密结合在一起,积极展开反"清乡"运动,最终赢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苏中区与反“清乡”斗争史略

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反"清乡"斗争,是在极其艰苦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的。由于区党委在全区党、政、军、民中普遍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实行了对党、政、军机构的精简整编,在军事上作出了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的部署,并因地制宜,派遣"汤团"打入敌人内部,从而为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苏中军民的反"清乡"斗争,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抗日斗争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试论抗战时期日伪在浙江的“清乡”运动

抗战时期,为了消灭革命力量和抗日武装,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日本与汪伪政权勾结在沦陷区推行了残酷的"清乡"运动。日伪在浙江的"清乡"始于1941年,军事上"扫荡"和"封剿"综合运用,政治上整肃与怀柔软硬兼施,经济上掠夺和榨取交替搭配,思想上奴化与麻醉双相合流,展开全方位攻势,从而给浙江沦陷区军民造成了空前灾难。

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新军阀的地方军事化——以湖南“清乡”为个案的考察

作为国民党新军阀地方军事化的典型,湖南新军阀当局的"清乡",沿用传统的保甲制度,并在其上嫁接一系列军事化措施,具有体系完整、融化于县级行政以及以"铲共"作为社会资源整合黏合剂的特点,其清乡总体绩效较邻省成功。

日汪清乡运动初探

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41年7月开始,日伪在中国华中地区推行清乡运动,在实行反共政策的同时,日本妄图实现其"以战养战,速战速决"的目的。但由于政策倒行逆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加上汪伪内部的腐败纷争等等诸多因素,清乡运动不可避免的走向失败。

日伪在浙江省发动的清乡运动

清乡运动是五十多年前日伪为了扭转汪伪政权统治的薄弱状态,扩大占领地区,增收赋税,解救财政上的危机,也为了减轻日军的战争支出,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战略而对所占领的地区及其周围采取的大规模综合性的联合行动。 浙江省的清乡运动,最早始于1941年10月发动的省会杭州郊区的清乡实验,名为“治安整理工作”,正式实施是从1942年10月1日开始的。

苏南地区日汪“清乡运动”探析

日汪在苏南地区开展的"清乡运动"涵盖军事"清乡"、政治"清乡"、经济"清乡"和思想"清乡"等诸多领域。军事"清乡"以先构筑封锁包围圈后采取重兵推进、堡垒政策等战术消灭一切抗日力量;政治"清乡"采用编组保甲、联保连坐及社团统治的怀柔方法全面伪化沦陷区;经济"清乡"以苛捐杂税对沦陷区进行经济掠夺、残酷压榨;思想"清乡"通过"清乡"宣传、奴化教育的方式对沦陷区民众的思想进行奴化改造。日汪"清乡运动"是一个全方位、系统性的法西斯殖民统治活动,给沦陷区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

略论清乡前期的日汪关系

一 汪伪政府成立后，“清乡”是日汪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处理对华事变纲要》，决定“为了及时地积极改善国内外形势，使其适应于进行持久战，并恢复和增强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所必需的帝国困防力量的机动性”，对蒙疆、华北、华中和华南的重要占领地区“要彻底整顿”“治安状况”，

“清乡委员会”:汪伪政权结构之“异化”

在汪伪政权的结构中,“清乡委员会”是一个“异化”之存在。基于各自利益考量,日、汪双方在所谓“确立治安,改善民生”的共同目标下决定进行“清乡”,并决定在汪伪“中央”设立“清乡委员会”。伴随“清乡”地区的扩展,“清乡委员会”之下又相继设立“驻苏办事处”“驻嘉办事处”“驻浙办事处”“浙东办事处”及“驻皖办事处”等一系列地域性“清乡”机构。进而,以“清乡委员会”为代表的“清乡”机构在运行中呈现出地位特殊、二元机构并存、李士群一定程度上左右“清乡”事宜及沦为利益与权力争斗工具之四大“异化”特点。应该说,日本是导致“清乡委员会”等汪伪政权结构“异化”的最大因素。

反“清乡”斗争中的南通“乙种组织”

1943年初,根据中共苏中区党委的决定,代号为"乙种组织"的南通地区中共秘密组织正式建立。从组建伊始至1944年秋反"清乡"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之下,战斗在敌占区的乙种组织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斗争形势,从隐蔽、埋伏、积蓄、待机,到寻机而动、相机出击,成为反"清乡"斗争中体系完备、目标明确、机动灵活,集统一战线与情报工作两大职能于一体的坚强战斗组织,为反"清乡"斗争乃至后来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与华中“清乡运动”比较研究

1941年,日本在中国华北和华中地区分别发动了“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两者都是在日本对华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背景下,为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综合运用军事战、政治战、经济战、思想战所采取的措施,但在具体政策、手段上有所差异,“治安强化运动”将华北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未治安区”,分区施策;“清乡运动”则是逐步展开,一个区域成功以后,再向其他区域扩展。这种差别主要是华北和华中地理环境不同、运动发动者不同及针对对象不同所致,而所产生的效果也有微妙区别。

抗战时期宁沪地区“清乡”与反“清乡”过程中各方立场的考察

1941年,为配合日本的“南进”部署和加强汪伪对宁沪基层的控制,日汪决定联合对宁沪地区进行“清乡”。然而,在“清乡”过程中,日汪集团内部冲突不断,日益瓦解;新四军和忠义救国军在经过短暂的共同反“清乡”后亦分道扬镳。为期四年的“清乡”与反“清乡”斗争,呈现出抗战时期宁沪地区斗争形势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浅析日伪“清乡运动”产生的原因

“清乡运动”是日伪双方以军事扫荡和政治渗透相结合,旨在驱逐长江下游日寇占领区内的新四军、“忠义救国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力量,泯灭大江南北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确立和巩固日伪在这一地区的反动统治的大“清剿”运动;是日寇灭亡中国、南下占领西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一运动历时达三年(1941年7月—1944年7月)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