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与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和研究

徐中舒是近代著名史学家,在考古学、文字学等方面多有创见。他也是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者与研究者,为抢救、整理、研究内阁档案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直接领导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内阁档案整理工作,是最早对内阁档案进行专门研究的史学家,撰写了内阁档案研究的开山之作,并为史语所整理档案工作留下珍贵记录。同时,徐中舒的档案史料思想,在中国近代档案史上也颇具意义。无论从近代史学史还是档案学史的角度,徐中舒对整理、研究内阁大库档案的贡献都值得重视与研究。

北京大学对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及其启示

北京大学作为第一个整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学术机构,在整理过程和方法方面集科学化和专业化于一身。这对于明清档案的保护和近现代档案学的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文章以现存的大量档案和史料为研究基础,详细描述了北京大学师生对于保护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贡献、整理方法以及人才培养的方式,探讨了其积极意义。

试论北大国学门内阁大库档案整理的成就与不足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是中国近代大学中最早建立的研究机构,也是最早对清代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整理的学术机构。北大国学门诸位学者率先确立了新的史料观,开创了内阁档案整理的四个第一:开国内学术机构整理内阁档案之先河;首次对内阁档案进行编目分类整理;首次将整理档案与公布档案同时并行;率先用档案训练学生。这四个第一充分体现了北大敢为天下先的学术风范,为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整理内阁大库档案高潮的出现奠定了理论、方法、人才的基础,为研究清代史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同时,北大国学门作为最早的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史料的学术机构,在整理档案过程中也为后来者留下了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养成新知和引渡新知：袁同礼留学生涯的双重意义

近代中国学者养成新知的留学生涯,往往与引渡新知并行。袁同礼是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驱人物,他1920—1924年留学美欧的成学经历,明显具有实现自身近代化和引渡新知的双重意义。本文在考订留学轨迹的基础上,详绎他在美国图书馆协会和国会图书馆的活动,以国际化专业合作和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为例,分析二者的双重意义。四年留学经历不仅涵养了袁同礼的学术气质,也奠定了他的先驱地位,对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新运产生了深刻影响。

史学大师郑天挺

郑天挺在北京大学师从钱玄同等人,读研究生期间,在文科研究所加入了沈兼士教授负责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明清史整理会)”,参加了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这无论对国家,对他个人而言都是一件大事,从而奠定了他以后从事明清史研究的基础,并由此成为史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