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中期旅外文献考略

清代前中期的旅外文献虽然在数量上、涉及范围上均无法与晚清时期相比,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清代前中期对外交往的格局,以及清人对周边世界的观察。出于册封等原因,清代前中期的旅外文献主要为清廷使臣及随行人员撰写,涉及的区域为琉球、安南与朝鲜等。除个人行纪、诗文外,此类旅外文献还涉及域外国家的风俗、制度等。它们所记的世界在地理上虽是域外,但文化层面上仍是域内。

清代前中期四川地区女性的教育途径——以清嘉庆《四川通志》为中心的考察

清嘉庆年间常明、杨芳灿等修纂的《四川通志》作为一部综合性地方志,详尽记录了四川的地理、历史、文化等多方面情况,其中对于女性教育的记述虽然不多,但反映了当时四川女性教育的概貌。清代四川女性教育普遍处于边缘化状态,受限于当时的社会观念和经济条件,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极为有限,教育途径以家庭私塾教育为主,教育内容为女红、祭礼、传统美德等。部分士族家庭或有例外,会给女性提供传统家庭教育外的艺术教育,出现了一批才女。女性教育对当时社会及后世有一定的影响,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性别意义。

清代前中期(1644—1840)广西六堡茶技艺变迁与外贸兴衰

广西六堡茶初步发展于清代前中期,随着黑茶制作技艺的成熟,六堡茶加工开始采用黑茶技艺,融合当地人口味,形成了独特的六堡茶制作技艺,并分化出不同的技术流派。在清代中前期,朝廷对外长期实行海禁政策,至乾隆时期形成“一口通商”的格局。六堡茶茶商通过茶船古道将货物运抵广州口岸,与东南亚客商进行贸易往来,为六堡茶文化融入东南亚地区并形成侨销的局面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六堡茶技艺变迁与外贸兴衰,为清末六堡茶贸易走上巅峰打下了坚实基础,六堡茶也逐渐成为华人华侨之间联系的桥梁与媒介。

清代前中期中英水银贸易探析

清代前期,水银成为了中英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中国水银的主要产地在贵州,从山间采砂后炼制而成的水银被运输至广州,再通过海上运输到达欧洲。因十八世纪英国国内梅毒等病毒的泛滥和工业发展的需求,英国东印度公司大量进口中国水银,中英水银贸易也渐渐兴盛。当时,中国汞矿因开采成本高昂等因素,致水银生产量收缩,使得中国水银价格在十八世纪下半叶上涨,逐渐被其他国家的竞品所替代。到清代中期,中英之间水银贸易走向衰落,中国不仅形成原料上的贸易逆差,还成为了英国水银工艺品的倾销地。

清代前中期江南文人室内设计思想研究——以李渔、黄图珌、曹庭栋为例

文章以李渔、黄图珌、曹庭栋三个个案为例,通过介绍与分析他们撰写的《闲情偶寄》、《看山阁集》和《老老恒言》三部著作,来获取室内设计思想的各种信息,进而归纳出清代前中期江南文人室内设计思想的一些特点,最后指出清代前中期江南文人室内设计思想与明代中后期最大不同点,就是具有显著的务实性。

清代前中期的行会、行会法与城市管理

清代前中期,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广泛介入城市的经济、社会保障和市政建设等领域,成为城市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清代前中期城市行会等民间机构之所以承担了大量的城市管理职能,既是清代前期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国家有意为之。

从唐宋词接受看清代前中期词之演变

从唐宋词接受的角度考察清词的发展演变,不失为有益的尝试。纵观清代前中期150多年的历史发现,唐宋词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前中期词的发展走向:明末清初,清人主要学花间、南唐、北宋词,接受自然、本色、浑成的唐宋词风,同时酝酿着崇雅之风;顺治中期至康熙中期,对唐宋词的接受呈多元化趋势,南宋骚雅词风随之崛起;从康熙后期至乾隆末年,尊姜张、崇南宋、尚醇雅的风尚占据了词坛主流。总体看,清代前中期唐宋词接受呈现出避俗趋雅,从百花齐放到独尊姜、张又反思拓展的特点。与之相应,清词创作由重性情的抒发到重艺术手法的锤炼,词风追求由以婉丽为宗到以清雅为宗,调式的选择由好小令到好长调,清词也大体走过了一段由复兴到繁荣最后又趋于沉寂的历程。

论清代前中期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对文档名词的影响

清代前中期有两大特点:一是对前朝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继承性强;二是满汉融合较为显著,文档名词在清代前中期总体处于烂熟阶段。这一时期,受益于高度强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和持续集成的古代文化,以"文书""起居注"为代表的传统文档名词步入成熟期;满汉文化的融合深刻地影响着"档案""档子"等名词的起源与发展。

清代前中期人口激增引发的社会问题论略

清代前中期人口激增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颇为关注的一个领域。对于人口增多问题,一方面,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丁是第一生产力,人丁的数量与国之富强紧密相关,人丁数量越多,国家就会越富强;另一方面,人丁在这一时期迅速增长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民生问题。文章在钱泳《履园丛话》史料的基础上,以清代前中期人口迅速增长为视角,分析这一时期人口激增所引发的田价、粮价、银价上涨及如何安顿穷人等社会民生问题,加深人们对清代前中期人口问题、社会民生问题的认识,从而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提供借鉴。

清代前中期福建造船业概述

清朝立国之初,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封建政权,从顺治十三年(1656年)开始历行“海禁”,严格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和“片帆不准入口”;尤其为了打击郑成功所部抗清复明的活动,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开始在福建沿海推行“迁界”政策,强迫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和福宁五府州的沿海居民内迁,远离海边,并设置所谓“界线”,对胆敢“透越”者施以斩首。“海禁”和“迁界”措施无疑沉重地打击了福建造船业,致使自宋元明以降十分发达的福建造船业一片凋零。

清代前中期严羽“以禅喻诗”说之争——基于钱谦益、王士祯、李重华的考察

清代前中期,诗学领域围绕着严羽的"以禅喻诗"说展开了激烈论争。在为数众多的参与者中,钱谦益、王士祯、李重华所持立场、相关论说代表着此期对于严羽"以禅喻诗"说接受的三大主要面向,其各自观点分别折射出此期诗人、诗论家们对于严羽诗学思想的合理性反思、理论延伸与经典解构。透过这场论争,能够侧探当时的文学思潮和思想脉络,进而体认文学、思想的互动与交融。

清代前中期戏曲的商业出版略论

清代前中期戏曲的商业出版十分发达,其特征主要有五:一是技术和需求的细化导致刻、印、售分离明显;二是重印旧版现象层出不穷;三是出版范围逐渐集中于少数几部作品;四是因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的变更,插图品质逐步退化;五是在昆腔以外,出现了其他地方戏曲文本的刊刻。虽然清代前中期的坊刻戏曲质量总体上较前明有所不如,但在刻书数量和刻书地域上皆有突出的表现,在客观上扩大了戏曲传播的范围,为古典戏曲的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拓宽了戏曲文学的发展渠道,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戏曲生存环境。

清代前中期金陵戏曲的商业出版考略

清代前中期的金陵承袭晚明遗绪,仍是全国戏曲商业出版的重镇。据传世史料可知,至少20余家的书坊参与了戏曲书籍的刻印与销售。清代金陵的戏曲出版与发行集散地经历了从清初三山街到清中叶状元境的变化;戏曲的刻、印、售逐步分离,出现了专门'发兑'的书坊;戏曲出版品的质量也从清初的相对精良转为清中后期的粗制滥造,并且作品种类趋向单一,重印旧剧、盗版与伪托之风盛行,缺乏创新内涵,反映了当时剧坛创作与市民文化趣味脱离的现实。

论清代前中期福建民间造船管理制度——以《福建沿海航务档案》为例

历代封建政府都十分重视对民间造船业的监管,清代前、中期,清政府出于政治目的的考量,制定了一套极为繁琐的造船管理制度,对福建民间造船业的每一个环节加以控制,阻碍了民间造船业的发展。根据形势的变化,清政府又逐步废除了对福建民间造船的限制政策。在清政府逐步废除或放松对造船管理的情况下,清代福建民间造船业无法达到宋元之繁盛,但仍得到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