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志中的《唐蕃会盟碑》汉文文本及其价值

见证汉、藏两族历史友谊的"唐蕃会盟碑",至今已存一千一百多年,但碑刻的铭文已缺失严重,无法识读。清代地方志中保存了两份"唐蕃会盟碑"文本,是时人据碑刻西面右半部分盟约的汉文而录。这两份文本虽有缺陷,但对解读今天弥漫不清的碑文仍有重要的价值,对研究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史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从两部著名通志看清代地方志的编纂原则

通过对清代前后期两部通志的代表作地方志编纂原则的论述，说明清代地方志编纂遵循的一般规律．冀为现实修去提供史鉴。

谈谈清代地方志的特色

所谓“方志”,唐代张铣称:“方志,谓四方物土所记录者。”元明以来,方志不仅写物更注重人事,即写地方上的人物传记。因此所谓方志是以地方行政单位为范围,综合记录地理、历史的书籍。 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认为:“方志学的编纂启始于两汉,盛行于唐宋,至于明清更显得登峰造极。”据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所述,清代方志现存6500多种,占整个地方志著录7400多种的4/5还强。足见清代是方志的全盛时期。

清代安徽地方志与淮河流域风俗研究

地方志是研究一个区域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不同时期修撰的地方志都有对淮河流域风俗的详细记载。通过对清代安徽地方志的解读,证明其在研究淮河流域风俗中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对方志类资料的优缺点进行分析,以发现使用这一类型资料的合适方法,最终使方志类资料在研究区域文化中获得与其价值相当的位置。

“唐古特”的意涵演变及其史学价值——以清代西藏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在清代史籍中,'唐古特'是一个出现频次较高的重要词语,其意涵在不同的文献中有着相异的表述。何以至此,学术界对之虽有关注但尚存争议。清代西藏地方志对'唐古特'有着比较翔实的记载,这为我们厘清'唐古特'的意涵演变提供了可贵的文献史料和新的研究视角。梳理并探究这些差别表述可以发现,'唐古特'是一个兼具地域与族属称谓的称谓,其意涵演变主要表现在指代范围由泛指青、藏地区发展为专称西藏地区,而这一变化过程又与清廷对藏区重要性的认识及治藏力度不断加大的历程相呼应。清代西藏地方志以其特殊的史料系统,从独特的视角对'唐古特'所作的诸多连续性和时代性的记载,其史学价值不言而喻。

明清方志识小录

地方志是地方史文献中的一个重要分类.我国现存宋代至民国的地方志大约8500多种,其中清代6000多种,明代1000多种,可见明清两代是我国地方志发展的繁荣时期.这时期的地方志不仅数量繁多,内容丰富,而且有了自己的编纂理论和写作方法,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因此研究地方志应该重视明清两代的著述,这是毋庸置疑的.

曲阳县煤炭开发初始时间考

提起曲阳县,大家是不陌生的.曲阳县的石雕,工艺精美,造型别具一格,名播海内外;我国著名的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就在曲阳县.定窑遗址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吸引了众多陶瓷史家、考古学家前来考察,现今曲阳生产的瓷器,在市场上颇有名气;不仅如此,曲阳的(古)恒山在明万历年间以前,一直被封为北岳,(后来改封山西浑源的玄岳山为北岳恒山),国家的祭岳活动一直在曲阳举行.曲阳的北岳庙(恒山山神庙)中的壁画,相传就出自唐代大画师吴道子之手.

姚莹《康輶纪行》对《卫藏图识》资料的重视与利用

姚莹《康輶纪行》是一部主要记今西藏及川西高原藏区史地及文化、民俗的著作。康藏之行及撰《康輶纪行》时,姚莹参考了《卫藏图识》等几部清代早期西藏地方志,从《卫藏图识》之《图考》上、下,《识略》上、下及《藏语》等卷中摘引了大量资料。姚莹重视《卫藏图识》的资料有迫切希望较深入地多方面了解西藏的原因。《康輶纪行》对《卫藏图识》资料的利用不仅量大,并具有利用其资料十分全面但又有重点等四个特点。姚莹对《卫藏图识》及资料价值的重视,说明《卫藏图识》修纂有特点,内容也显丰富,已是清代西藏地方志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清代藏汉文化接触日趋频繁的反映与见证——乾隆《卫藏图识》对藏语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乾隆末年成书刊印的《卫藏图识》是一部具有特色且影响较大的清代西藏地方志。马揭、盛绳祖修纂的《卫藏图识》专设"藏语"一卷,对所收藏语词进行词汇分类、标注读音及研究,这在清代西藏方志编纂中均可视为是首创。《卫藏图识》"藏语"卷所载资料既具有藏语史、藏语方言研究的价值,又具有民族志和清代藏汉文化接触与交流研究的价值。专记藏语的《卫藏图识》"藏语"卷在清乾隆末年出现,以方志文献形式有力证明了这一时期内地与西藏地区关系更趋紧密及人员往来已得到进一步增强,也反映了此时藏汉文化接触的日趋频繁。虽然《卫藏图识》"藏语"所收词汇量有限,并未涉及藏语语法,对藏语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也显得十分有限,但反映并代表了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发展。

《西藏纪述》关于西藏的记述及其资料来源

《西藏纪述》是清代成书较早的西藏地方志之一,目前对其研究仍较少。是书著者张海,据其著序及书后类似跋的一段文字的简要记述,可大致了解其撰书前后的经历,并可推定此书成书时间在乾隆十四年或乾隆六年至乾隆十四年三月间。《西藏纪述》中有关西藏的记载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涉及诸多方面,并具有4个特点,使此书有关西藏的内容具有研究价值。《西藏纪述》的成书及刊印反映出在清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地区治理及西藏与内地人员往来增多、全国地方志编纂处于高潮的历史背景下西藏地方志出现了第一个发展高潮,也反映出像张海这样具有进出西藏及在西藏任职经历的官吏对西藏的关注和对有关西藏资料的重视与搜集。

三星堆发现90年

286件精美文物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神秘三星堆的前世今生。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物证的同时,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并以"长江文明之源"的美誉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地处西南的四川广汉,在司马迁《史记》中属于"南蛮西南夷"之地。然而清代地方志中说,雒城(广汉市的古称)西边有个叫"三星伴月堆"的景点。随着三星堆古遗址被陆续发掘,一个失落的文明——古代巴蜀历史,徐徐揭开神秘面纱。

塔里木河在哭泣

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 不久前,在塔里木河北缘塔中油田的一片水坑中,石油钻探工人发现长约5、6厘米,如铅笔似的一群黑色小鱼在水中欢乐地游动。正在这片沙漠中考察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义如院士认为,有水的地方便会有鱼。 40年以前的1959年,新疆综合考察团也在这片沙漠中发现在平均只有25公分深的湖水里,有1米多长的大鱼在挣扎,这令他们迷惑不解。有人翻出清代地方志,其中记载着:每年春天罗布泊中之鱼便上岸幻化成鹿,而鹿到秋天又回湖里再成为大鱼。这亦真亦幻的传说令人玄而又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