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特质抑或利益博弈:清代州县官治安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探析

选取清代不同时期,较为典型的五位州县官治盗事例,对其中的治盗过程、方法与效果分析对比,探讨影响州县官治安治理绩效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州县官治安治理的效果与三大因素密切相关:一是州县官自身的个人能力特质。其与个人专业素质能力、行政事务处理能力、性格特质紧密联系,也与州县官在官僚体制社会关系网中的效能大小相关。二是州县官与基层士绅群体互动关系。良好的互动关系有利于治安治理顺利施行,反之会形成掣肘局面。三是州县官与治安利益相关主体的群体互动行为是否良好。成功的治安治理需要在州县官主导下,既满足所辖区域内治安利益相关群体——吏役、士绅、民众的各自利益,又可使各群体在利益博弈中能够把握好尺度范围,适当调适各自行为。

一部优秀的社会史研究专著——杨品优《科举会社、州县官绅与区域社会——清代民国江西宾兴会的社会史研究》读后

华南农业大学杨品优教授的《科举会社、州县官绅与区域社会——清代民国江西宾兴会的社会史研究》(以下简称《科举会社》;宾兴会或称宾兴)2018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笔者拜读之后,深受启发,认为这是一部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科举宾兴组织的优秀学术专著。笔者虽与作者至今未能谋面,却神交已久。大约在13年前,我们因为选择了同一个研究主题——科举宾兴,从而有了第一次电话联系。

清代州县司法职权专业化困境及缓解途径——兼对马克斯·韦伯论断的思考

清代州县在制度层面上由正印官一人独揽司法权力,是实质上的“一人政府”。此举固然可以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统治,但在实践中却也存在着因州县官法律知识匮乏、工作任务繁巨、律令杂糅苛剧而难以开展司法工作的窘境。由此在正式的国家官员队伍之外势必会逐渐形成隐性的非官僚缓解途径来推动与保障州县司法的运转。清代州县官僚体制外的司法专业力量有两大组成部分:其一是吏役,其二则是幕友。通过对二者独特养成机制的探析和具体司法职能的梳理,可以将清代州县司法活动独特运作模式的合理性进行更符合史实的新证成,即清代州县司法在显性的“一人政府”架构之外,隐性地通过州县官对具体司法治理事务进行有限外包,以相对灵活的方式实现地方司法的专业化。中央朝廷对其的默许则反映了统治者在确保中央集权与促进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平衡状态。以此为进路,可以对马克斯·韦伯对传统中国司法“实质非理性的卡迪司法”的论断进行回应与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