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政治与通鉴学

清代通鉴学的发展不仅受到前代通鉴学的影响,有着它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还因受清代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影响,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清初通鉴学呈现反思与开拓的气象;乾嘉时期,规模与影响不断扩大;道咸以后,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

百年来清代政治思想史的反思

百年来清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的诞生;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在各个不同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时代主题的变换、人们知识结构的变化等原因,使得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史在研究的领域、深度、方法、指导思想等方面既存在延续、继承,又体现出时代特征和创新性。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今天,对百年来清代政治思想研究进行反思,探寻中华民族政治思想源远流长的基因所在,为人们提供有益的思想智慧,既是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思想的魅力所在。

做编辑和做学问——《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序

在我大半辈子忝列其中的书刊编辑队伍中,我最为敬佩而自愧弗如的,是这样的同行:他们始终安心于“为他人做嫁衣裳”,在编辑事业上多年如一日地踏实奉献、认真负责,同时又在编辑工作的百忙之余,潜心研究某一专业,从而总能取得编辑任务和专业研究的双丰收,并使它们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两方面的成就都越来越大,也使自己成就为名副其实的编辑家兼学问家,或日杂家兼专家。本书作者李尚英同志,实实在在就是这样一位可敬的人。而这样的人,对于我们整个学术文化事业来讲,自然是越多越好。

清代蒙古乐曲与王朝政治文化建设——纪念金启孮先生关于蒙古乐曲研究之贡献

清代蒙古乐曲指清代宫廷音乐,是清太宗皇太极平定察哈尔,于天聪九年(1635)获于林丹汗宫,并将其列为"燕乐",命名为"蒙古乐曲"。1978年金启孮先生最早撰文研究清代蒙古乐曲,成为挖掘蒙古乐曲丰富内涵的珍贵导文。本文基于金先生的研究,通过梳理蒙古乐曲相关文献,考镜其源流,通过不同文本对比力求展示蒙古乐曲作为清廷礼乐有机组成部分的存在形式以及王朝统治者实施的"同文之治"政策所折射出的文化包容理念,探究在清代政治文化的构建中蒙古乐曲具有的丰富内涵。

清代苏州潘氏的京城仕途与宗族荣衰

苏州潘氏宗族通过科举考试由商转士,长期秉持“经世致用”精神,族中为官者在京城经营仕途长达百余年。其中,潘世恩、潘祖荫祖孙二人为潘氏的京官典型,他们为官谨慎,重视人才,不结派系,受到清帝信任,因而成为苏州本族经营的重要政治依靠。不过,潘祖荫固守传统的“经世”观念,未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浪潮冲击带来的深层危机。潘祖荫身后,苏州潘氏再无入朝为官者,其本族也随之衰落,转而涉足实业以谋生,甚至成为辛亥革命的支持者。在清代官僚体制下,苏州潘氏的“为官”与“兴族”密切相关,但由于清末族中京官后继无人,科举制废除,其宗族发展模式被迫转型。

清代钦差大臣关防考论

钦差大臣关防是清代一种既特殊又重要的官员印信,其用途几经变迁。康熙年间即有为外出审案钦差配备印信的提议,但直至雍正朝,钦差大臣关防才首次铸造。康雍二帝对关防铸造的不同态度,既与当时政治生态差异有关,亦体现了不同的为政风格。钦差大臣关防虽系为审案而设,但关防并未标注使用范围,为皇权预留了施展空间。雍正至乾隆朝前期,在皇帝的授意下,钦差大臣关防用于国家治理的多个方面。乾隆朝中叶,随着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钦差大臣关防渐转向军事领域,用于较小规模的平乱。至《嘉庆朝会典事例》编纂,关防的帅符功能得到确认。道光朝以降,钦差大臣关防在清廷应对鸦片战争、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地位愈加崇隆,成为军事统领、对外交涉的重要印信。作为权力象征,钦差大臣关防用途随时事转移的变迁历程,既体现了清王朝统治者为政务实的经权智慧,亦折射出清代政治社会的变迁。

1756年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辨析

1756年,孔子第七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向清政府提出废除“告子”从祀及裁撤孔府庙户的请求,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批评,甚至险些失去爵位,使孔府一时人心惶惶。通过此案件的分析,还原其来龙去脉后,可知孔昭焕请废告子从祀有其理论根据,并非不符礼制。但乾隆皇帝仍借庙户问题,严惩孔昭焕等人,并趁机收回孔府选任曲阜知县的人事权,借以打压孔府势力,贬低其道统地位,而清政府也借此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威及其礼教上的正统地位。

国泰民安:清代官方碧霞元君信仰的政治诉求

国泰民安,是清帝治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目标,也是其崇奉碧霞元君的内在动力。康熙帝、雍正帝与乾隆帝连续提倡碧霞元君信仰,实施“神道设教”方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儒家礼教的局限。清廷借助碧霞元君信仰,多次进行求子与禳灾活动,进而展示清帝统治的权威性。由于清廷的大力提倡,民间碧霞元君信仰习俗更加兴盛,促进了当时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新疆和卓之乱与清朝的治乱

新疆境内的和卓家族是在 16世纪 2 0年代从中亚地区渗入的。由于披着所谓“圣裔”的外衣 ,所以他们起初对于当地的广大穆斯林具有较大的号召力和欺骗性。和卓家族在思想上具有强烈的政教合一的色彩 ,借助政权巩固教权 ,利用教权控制政权 ;教派之争通常引发政局动荡和社会的动乱。这一点与清朝大一统国家的发展趋势是格格不入的。和卓家族在一次次的作乱中 ,反动本质暴露无遗 ,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 ,而清朝在治乱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也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清代馆阁体政治功能的再思考

馆阁体是清代官府的正式书体,其书写不仅具有官方实用性,更具有庄重严肃的政治性。在清代,馆阁体书法的盛行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皇帝的个人喜好与提倡、朝廷公文缮写与御制书籍、科举考试制度、官吏的仕进等政治性因素都促进了馆阁体的普及与发展。馆阁体的代表书家在政治上有很高地位,且很多人一生荣辱不衰。馆阁体书法在清代具有广泛的官方实用价值和社会历史影响,在促进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上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同时亦对清代政治生活及书法艺术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负面影响,应当公正客观地评价这一书体的政治意义。

清代圆明园轮班奏事及御园理政的合法性困境

圆明园作为与紫禁城并存的清代国家政务中心,其兴建和运转不仅耗费了大量财物,而且改变了旧有的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权力配置格局,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清朝中央政治的运作模式。御园理政的运转依靠的是制度成本和经济资源的支撑,但自雍正朝伊始,对皇帝在御园理政合法性的质疑,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延至"四方多难"的咸丰朝,大臣们甚至开始公开反对。直到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劫掠京西园庭,御园理政才随着圆明园的破败而戛然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