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字狱研究述评

清代文字狱以次数多,规模大,惩处之残酷著称于世。从函可《变纪》案开始,清人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或明或暗地记录着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字狱案,或强或弱地表达着自己的看法。但真正意义上对清代文字狱的研究则从清代灭亡开始。截至目前,对清代文字狱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初始阶段(清亡—1948年)、发展阶段(1949-1978年)和繁荣阶段(1979年—现今)。这三个阶段的文字狱研究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呈现出诸多特征,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强和改进的问题。

论清代文字狱对小说文本形态的影响

清代频发的文字狱和小说禁毁政策,使小说家、编选者或书坊主产生了强烈的惧祸意识,并最终在小说文本形态上反映出来。那些因文字狱而遭到禁毁的小说尤其是时事小说,其文本形态往往在刊行过程中被大幅修改;有些小说虽然未曾引发文字狱,但为避免触犯时忌,书坊主在刊刻过程中也会对那些与时政有关的敏感内容主动作出"修正";文字狱及小说禁毁政策对清代小说家的创作心态产生了显著影响,并由此左右了其小说文本建构策略。

《清代文字狱档》的史料价值

《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是在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据馆藏史料所编辑档案资料汇编基础之上,予以整理、校对和补充而成。经过整理和校对,增订本在体例上前后统一,脉络清晰。经过补充的26个文字狱案档案,内容完整,基本能够体现清代官方对文字狱反应、处理的全貌。档案史料的增订,对于研究清代政治、经济、法制、文化和社会面貌有着史料价值。

鲁迅论清代文字狱

鲁迅对于“文字狱的大略,是早经知道了一些的,”而对它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则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鲁迅当时专门考查了中国的文祸史,并希望有人来编写一部这样的历史,以“示人本相。”他强调“集中国文字狱史料,此举极紧要。”鲁迅为什么这样重视这个工作呢?这是因为当时革命的需要。

《杜诗论文》与清代文字狱

《杜诗论文》系清康熙吴见思撰。见思字齐贤,江苏武进人。书分五十六卷,成于康熙王子(1672)。龚鼎擎序云:“虞山论其事,吴子论其文。”盖受金圣叹《杜诗解》启示,另辟衡径,专论杜诗章句结法。与钱谦益的《钱笔杜诗》各树一帜,盛行于世。《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存目,今世已罕见。我在四川大学李昌鹭教授处,假得此书的岱渊堂校定本,翻阅数过,发现书中时有阙字。

书讯：清代文字狱史料汇编(全十四册)

于浩辑。精装大32开,定价2900.00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本书收录清代文字狱史料十六种。包含《清代文字狱档》。

《清代文字狱档》查禁书目稽考(第一辑至第三辑)

研究清代的禁书政策,禁毁书目无疑是原始资料之一,而清代文字狱中的有关史料,也无疑是重要的基本素材。这些史料为我们展现了禁毁书目所不能包含的内容与背景,因而也就更为直观、清晰地展示了清代的禁书和文字狱情况。但是,禁毁书目与文字狱中的禁毁书籍,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也并不完全吻合。因此,将清代文字狱中的查禁书籍勾勒稽核是有价值的。民国二十(1931)至二十三年(1934),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根据该馆所藏清代军机处档案,朱批奏折,实录等有关史料编纂了九辑《清代文字狱档》,这是研究清代文字狱与禁书政策的重要资料。如果将其中的禁毁书籍于每案之下逐步稽索,不仅对禁毁书目是个补充,而且对于清人禁书政策的研究也会有某些价值,至少是提供了某些研究的线索。本文拟对《清代文字狱档》第一辑至第三辑所录文字狱案中查禁的书籍逐一稽索。

避讳、文字狱、株连九族

避讳、文字狱、株连九族是中国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特有产物之一,是中国封建暴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日益腐朽,这种封建的禁锢、镇压、杀戮手段也愈来愈厉害,愈来愈骇人听闻。 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连同皇帝老子早在一九一一年被推翻了。但是,这种被封建独裁统治者使用了二千多年的禁锢、杀戮手段,并没有随着旧制度的死亡而失去效用。在林彪、“四人帮”得势之时,从“避讳”、“文字狱”到“株连九族”这一套全都用上了。

薛史“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为什么“一般不再改回”?——对《旧五代史》点校本的一点意见

《旧五代史》点校本卷首《出版说明》:“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除影响文义的外,一般不再改回。”此处所谓“避讳”,当兼指避庙讳和避忌讳而言。陈垣有《旧五代史辑本发复》(以下简称《发复》)之作,附《薛史辑本避讳例》(以下简称《避讳例》)①,两文共举出辑本因触犯忌讳而改窜文字的计一百九十四例,因避庙讳而改字的计三十例。

赵之谦在清代碑学运动中的成就及影响

一、碑学的兴起清代的碑学运动,在艺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在书法上开辟出一条“二王”系统之外的新道路,给后人提供了一整套全新的碑派技法创作模式,从而结束了宋元以来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它在当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极大地左右了书法创作史的发展进程,甚而对现在以及将来都有着积极深远的意义。关于碑学运动的起因,一般都认为是由于清代文字狱甚严,从而导致了乾、嘉时期考据学风的兴起(1)。在乾、嘉时期,研究金石碑版者大增,而搜访所得的碑刻,无疑在客观上给学书者提供了可资取法临摹的对象。不过,仅仅是碑刻的大量出现,还只能算是碑学兴起的外因,其内在的原由,则是来自于帖学本身的衰退。

浅谈方氏三代人及其边塞诗

清朝初年,满洲统治者在文化思想方面控制很严,唯恐汉族人起来造反,屡兴文字狱。如稍有触犯或流露出不满,就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不是杀戮就是流放。清代文字狱次数之多,不可胜计,为历史上所罕见。康熙年间,发生的《南山集》案就是一例。这起冤狱的发生,是因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引用了方孝标的书,被认为有“大逆”语所引起的。方孝标(进士出身),任清廷内弘文院侍读学士,曾被流放宁古塔。释归后入滇仕吴三桂为翰林承旨。

也谈《左忠毅公轶事》一文的注析

《北方论丛》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发表了黄询同志的《关于〈左忠毅公轶事〉注析的疑义》一文。该文针对周振甫、吴秋宾同志分别注析的《左忠毅公轶事》提出了不同意见。论争的焦点集中在方苞原文涉及史可法时,未写史死守扬州、坚持抗清这一问题上。周、吴二同志认为:方苞这样用笔,是因对清廷心存顾忌,有意回避史可法这段历史,反映出了方苞思想中的消极面,黄询同志则认为:方苞这样处理,并非心中有什么忌怕,而是对写作题材的取舍,因而,是完全妥当的。这一论争,牵涉到对《左忠毅公轶事》和《狱中杂记》的写作背景、对清代官修《明史》以及清代文字狱等问题的不同看法,不可不争,不可不辩。

然而,我还是厌恶

大家都在看《戏说乾隆》看得眉飞色舞,心满意足。有评家说,不少知识层的观众每晚也在聊且看之。很抱歉,鄙人不看。我只是从书橱中找出《清代文字狱档》和《清朝文字狱》来,翻翻,想想;想想,翻翻。真乾隆在这书里面。在这真乾隆的脸上,是看不到风流倜傥的粉饰,知情重义的金装的。

鲁迅论中国文化史中的若干问题

一鲁迅历来重视对于中国文化史的广泛研究,他认为“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其他的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着手”(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他自己在当时无暇也没有考虑扩大到从事这种文化史的研究,然而对于中国文化史上若干重要的现象,他是发表过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见解的.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存在的明显弱点,鲁迅归结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坟·摩罗诗力说》)。

触目惊心的文字狱纪实

山西作家周宗奇所著八十万字《文字狱纪实》(清代),新近出版。文字狱,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而清代尤甚。这在过去是讳莫如深,无人敢谈的,八十年代以来,已成为人们的一个话题。仅专著就有《笔祸史谈丛》、《清朝文字狱》、《禁书·文字狱》、《三千年笔祸》等书问世。

文士·牵牛·烦

文士近日微信里很闹,孩童撒泼,无厘头地闹,不知为了个甚。想起一个词,“冬烘”。古人既有眼力也有笔力,造词真是造得生动。还有一个词,叫“乡愿”的,也造得好。宦海多乡愿,里弄多冬烘,天朝景观自古如斯乎?金性尧二著,《都是文字惹的祸:清代文字狱》和《都是权力惹的祸:清宫政变录》昨日驾到。两书有共性的一面,前者是皇权对文士下手,后者是皇权对家人下手。

不以我为贪

邮递员又送来一包书,是上海福眠兄所寄。一是《南亭四话》,一是《清代文字狱档》。文字之狱,招祸以笔,读书人感之甚敏,比如我,就有点近似看杀鸡的猴子。过去读过一些文字狱的资料,多支离片断,难得其详。戴名世《南山集》案、汪景祺《西征随笔》案,虽具始末。

鲁迅与古代文化(四题)

鲁迅与'孤独者'阮籍'竹林七贤'中最不容易理解的是阮籍(字嗣宗,公元210—263年)。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其表现就相当古怪费解——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世说新语·任诞》注引邓粲《晋纪》)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废顿良久。(《世说新语·任诞》)

聪明的苍蝇寿命短

"人生识字胡涂始",这是鲁迅先生的话,后来也有"知识越多越反动"之说,这是一脉相承的。经过三十至四十代的繁衍后,这些人为的方法使,苍蝇学习能力明显变强,记忆时间也明显变长。然而最后却发现,经过特殊训练的苍蝇,平均寿命比那些没经历特殊训练的苍蝇要短60%左右。

躲藏在学问深处

清代文字狱的兴盛,使文化界一时噤若寒蝉。许多士人便也不再做声,埋头书本,不问政事。什么事情都敌不过光阴。时间一长,这居然成为一种稳固的风气。不要说乾嘉学派兴起的盛况,就是一般读书人埋头苦读、专心学问的事情也变得相当普遍。这些人在小学、训诂、考据等学问之间孜孜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