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徽商与清代朴学述略

本文钩稽清代扬州徽商藏书、刻书之史实,并从文献准备、著名学者和徽商的学术研究以及对“扬州学派”的影响等方面,探讨了扬州徽商藏书、刻书与清代朴学的关系。这不仅能够深化我们对一个时代学术风气形成的诸多因素的理解,也可视为对当下徽商研究多局限于经济和历史领域的一项突破。

论张舜徽的清代朴学起源观

张舜徽认为清代朴学源于宋代学术 ,不仅宋代朴学是清学的先声 ,而且 ,清学也有继承、有扬弃、有修正地吸收了宋代理学的有益成份。本文论述了张舜徽对朴学源流的考辨以及比较梁启超、钱穆、张舜徽等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

从“以经解经”到“以《易》解经”——清代以来儒学经典诠释中的一条哲学性进路

清代经学承继汉儒“以经解经”的学术方法,惠栋、张惠言等利用这种方法研究《周易》,并复兴了汉代象数派易学传统,表现出一定的义理关注维度。焦循则从象数派易学中引申出旁通、相错、时行等原理,结合《易传》哲学来诠释儒家其他经典,是为“以《易》解经”的思想范式,这一范式又由太谷学派的几代学者发展并构建出一套比较严密的学说体系。这种经典诠释路径,其中蕴含了清儒对形而上问题的关注维度,在“以《易》解经”的诠释视角下,先秦儒家经典皆统贯于《周易》而构成一体,以人事合于天道,形成了清代以来经学的一条独特的哲学性进路。

清代朴学家的反理学思想及先进的文学观

清代朴学的开山为顾炎武,他根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他曾说: 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出。(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 梁启超非常重视他这个话,说: “经学即理学”二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消代学术概论四》)接着梁启超指出“这个话有两个毛病:一、以经学代理学,实推翻一偶像,而又供一偶像。

胡适对清代“朴学”方法的总结和评价

胡适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精神。朴学在方法上表现为归纳法和演绎法并重,符合西方近代科学的方法。他将清代朴学的方法归纳为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即从已掌握的事实材料出发提出假设,然后用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旁证加以证明。这种不盲目信古的大胆怀疑精神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样解释“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是没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在考据学中,尽管他极力以实用主义附会朴学方法,而他于考据学所作之发明,井非来自实用主义,而是来自朴学的启迪。

清代广东文化的结晶体──东塾学派

清代广东文化的结晶体──东塾学派李绪柏清代学术以考据学即汉学、朴学为中坚。朴学按流派，可分为吴派、皖派、扬州派、常州派、湘派、浙粤派等。乾嘉时期，考据学达于鼎盛，梁启超说：“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①。”清代广东朴学兴起...

论《四库全书总目》对举业文献的著录

举业文献是科举时代为应举备考而编纂的著述。《四库全书总目》根据编纂目的、功能、形式和编纂群体对举业文献进行了界定,并以清代朴学思想为标准,对举业文献进行分类和著录,分别收入《四库全书》或置于存目,其中,置于存目的举业文献占有绝对数量,四部分类以经部最多,子部次之。结合义理、考据和训诂三个方面评价举业文献,颇能看出举业文献的发展演变和优劣短长。

洪迈以史学为基础的解易理路发微

在儒理易、数理图书易兴盛的南宋时期,史学家洪迈信守和传承汉代象数易,并以此为出发点,援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等,形成了重汉易象数、崇史易互证的研究特色;其以现实功用为目的、以民为本的治学思想,无疑使其与叶适等人一起共启南宋经世致用之学,为浙东学派之滥觞;其对《周易》经传文字讹误、脱衍的校勘和考证及其异文、佚说的辑录等,都彰显了历史考据学的部分内容和研究方法,与王应麟等人共启清代朴学之先声。

论黄宗羲的学术史观

明清之际,以社会的剧烈变革为背景,中国传统思想开始进入了总结、整理的时期。如果说,王夫之主要对古典哲学作了较为全面的反省,顾炎武着重在经学上开一代学风(奠定清代朴学之基础),那末,黄宗羲的注重之点则主要在学术史。黄宗羲曾对宋元及明代的学术思想史作了深入的考察与整理,他的《明儒学案》及《宋元学案》(由黄百家、全祖望续成)之系统与精深。

古代知识分子与儒家经典

作者从利禄的诱惑、专制的压迫、心理的沉积和境界的升华四个方面,探求文人士子沉溺于儒家经典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认为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兴盛与文人士子有密切的关系。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主持人语：本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专栏向读者推荐四篇文章,首篇是历史理论问题的文章,后三篇是史学史及史学理论范围的文章。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研究,是近年来很受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其原因,首先在于它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何以在很早就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且历经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不断巩固,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即联系各民族的精神纽带）是什么？

陈澧与《肇庆修志章程》

陈澧(1810-1882年)是清代中后期岭南著名朴学学者,其为学深受汉学"殿军"阮元的影响,主张调和汉宋学之争。他还在方志学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拟订了《肇庆修志章程,》将朴学学风贯穿其中。同时,该章程又吸收了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撰著派"修志理论与方法,因此具有调和、融通的色彩。

陈第诗歌散论

陈第(1541—1617),字季立,号一斋,晚号温麻山农。福建连江县人。明万历间秀才。曾随俞大猷、戚继光东南抗倭、北方守边,任蓟门游击将军,后辞官归里,攻研经史典籍,尤专注于研究古音,著有《毛诗古音考》、《读诗拙言》、《屈宋古音义》等。其'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之观点,开清代朴学家科学研究古音韵之先河。与陈第交往甚密的明代著名学者焦竑称其有'三异':'身为名将,手握重兵,一旦弃去之。

《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学论(二)

(2)宋学主体形态——洛闽经学批判 “洛闽继起,道学大昌”,以中晚唐日益壮大的儒学文化复兴为前导,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两宋诸子以濂、洛、关、闽学相互激荡,终于创建起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理学或曰道学。 在理学的孕育下,洛闽时代的经学以异军突起的姿态崛起于中国学术史。 对洛闽经学或曰宋学,《总目》有如下三方面论析: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章太炎、鲁迅师谊的比较观

古拉丁有句格言云:Amicus Plalo,Amicus Socrates,sed magis amica veritas(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外古今不少学者,哲人都遵循这句格言。清代朴学的殿军,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还有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对此是恪守不移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鲁迅还是章太炎的弟子,他对章太炎也是真理重于师道,正如章太炎对于他的本师俞樾一样:真理为重,师道为轻。清代著名学者、经学、小学大师俞樾(当今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的祖父)

《明夷待访录》读后

《明夷待访录》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清代朴学“先导大师”之一的黄宗羲(1609—1695年)的重要著作,它集中地反映了黄宗羲以批判极端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光辉的政治思想。顾炎武在读了此书以后,大加赞赏,以为照此实行,则“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梁启超也说:“我们当学生时代,《明夷待访录》

清儒《文选》学著述举要

清代朴学家所著关于《文选》学的书,是整理《文选李注》必不可少的资料,也是探寻治《选》道路的门径。张之洞所列的《文选》学家十五人,其有专著传世者不过六人。骆鸿凯的《文选学》,在《源流》一篇中,专立《清代文选学家述略》之目。

反对玄虚、空谈,要求务实、求实

光明日报(1990年3月21日)发表吴铭《玄学又来了》一文,指出近年来史学界出现了一批“空空道人”、“渺渺真人”、“茫茫大士”,值得文学界同志参照、比较。文章说:近几年,在思想文化界,玄学又来了。史学界也不例外。在有的人看来,清代朴学的“义理、考据、词章”,固然是不值一哂,老一辈史学家一再强调的治史基本功——如弄懂理论,掌握史料,认真分析等,也是“走弯路”,不值得效法。他们的治学捷径是:施展“空手道”,专门空谈方法论,以史学研究的指导者自居;片面地空谈所谓宏观史学,满纸文章腾云驾雾;满口经过“二道贩子”倒卖后的西方牙慧,及自己杜撰的新概念,甚至是你绞尽脑汁,也不知道他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浅析郑珍的《巢经巢诗钞》

郑珍,字子尹,晚号柴翁、子午山孩、五尺道人,嘉庆十一年(1806年)三月十日生于贵州遵义西乡,卒于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十七日,享年五十九岁。郑珍是清代朴学大师之一,在经学、小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著有《经说》一卷,《仪礼私笺》八卷,《论舆私笺》二卷,《说文逸宇》二卷,《说文新附考》六卷,《汗简笺正》八卷。郑珍也是清代著名诗人。陈田《黔诗纪略后编》赞郑珍为“当代诗人才学兼全一人而已。”胡先骕在《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中说:“郑珍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这些评论虽有过誉之处,然郑珍诗确实不愧为清诗中的一颗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