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香山昭庙乾隆御制诗碑记略

六世班禅入京朝见乾隆皇帝是清朝中叶皇室与西藏佛教领袖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清代民族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富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和戏剧性的情节,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清史、藏族史、民族关系史和北京地方史学界的关注,也引起戏剧界和文学界的强烈兴趣。关于六世班禅进京之事,在汉籍《清实录》、承德《须弥福寿之庙碑记》及藏籍《六世班禅传》、《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中均有记载。但是《清实录》对此事的记载节略甚多,而《六世班禅传》和《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又篇幅巨大,且缺乏全面的整理和研究。

载体共栖与文化生态——以北京国子监和雍和宫的地理位置及其内涵为例

关于国子监、雍和宫各自已有丰富的研究,但两者的近邻关系少获关注。笔者认为,其形成原因首先可归于清代驻京八旗的划分,雍和宫再因'潜龙王府'之殊荣、固族裔正法统之需要、君主怀念、报恩、纪念之个人情结而改寺。另外,两者的格局突破文化统属差异,与元明两代北京藏传佛教的传播和清代君主以孔子至圣为宗教力量密切相关。其后清帝借助两地碑文,申明一种复合的治统话语体系,是为载体共栖的内涵。同时,共栖载体形成某种风势,予区域文化生态一定影响。

何谓“以界蒙古”——清初设置柳条边与蒙古之关系再探讨

作为清代前期和中期东北地区的一条重要地理界线,柳条边的设置和完善历经皇太极、顺治与康熙三个时代,在不同时期的设置动机和政策内涵也有显著变化。皇太极时代所设的"边栅",可视为柳条边之雏形,目的在于明确对辽河套的控制、设定游牧界线、划分八旗蒙古与外藩蒙古活动区域;顺治时代因八旗部众大举入关后,盛京地区空虚,为维护留都规制需要限制蒙古东进,遂有大规模修筑完善柳条边西段之举;康熙时代的"扩边"和设置"新边",则是在东北地区政治格局与局势变化后,对蒙古限制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也显示所谓"界"其实是一种单向的、动态的关系。由此可见,"老边"西段和"新边"的设置根本目的在于处理与蒙古的关系,亦即高士奇所说的"插柳结绳,以界蒙古",而不应视为民族隔离、军事警戒线或行政区划的分界线。

《钦定理藩院则例》蒙汉文本及校勘

理藩院①是清代管理蒙古、回疆、西藏等地区及与俄罗斯相关事务的权力机构。《钦定理藩院则例》(以下简称《则例》)是理藩院根据办事旧例纂修的工作条例,是一部重要的行政法规,对于清代民族关系史、宗教史、法律史及中俄关系史等方面研究具有重要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学者围绕理藩院的建制、功能和沿革及《则例》的内容、纂修、性质、作用等作了较充分研究。

清红木镶景泰蓝七佛屏风考证

六世班禅（图1）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亲赴京师,为庆贺乾隆皇帝七十寿辰。班禅朝觐是清代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继五世达赖之后,西藏佛教领袖第二次入朝,正值康乾盛世的顶峰时期,清朝中央政府扶持西藏宗教。六世班禅当时是西藏地位最高的佛教领袖,他的到来对于蒙藏地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乾隆皇帝在承德接见少数民族王公贵族、政教首领本是清朝政治生活中的常例,然而这次对于六世班禅东行入觐的重视程度及接见礼仪,则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