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梦》看清代法制

《红楼梦》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以其讲述封建家族兴衰史为主旨,着意描绘了清代社会政治、文化、婚姻家庭等各个方面。从法律视角品读《红楼梦》,从小说情节中挖掘法律因素,结合清朝法律法规,分别从宗族制度、选官制度和司法制度三个角度考察小说章节,《红楼梦》这一文学巨著所反映的清代法制。

同级集权与纵向监督:清代法制体系的设计、权变与评价

清王朝成立后,经过短暂的适应与调整,将明代旧制与满洲特有的习惯相结合,为广大汉族地区设计出一套理想刑名体系,即:对于户婚田土方面的小事,主要由州县官员依照情理调和劝谕了结,不占用过多的行政资源;至于徒流以上特别是危害到社会治安、名教伦常,甚至国家统治的命盗重案,则从县到府再到按察司,由各级正印官审转驳查,最终经督抚达部上奏,定谳处决。这一制度体系的突出特点是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表现为同一行政层级内的集权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这种监督兼及事与人两方面,侧重于"慎刑",但失之于成本过高和效率低下。为了应对这两方面的问题,体制细节随着实践的各种形式变化而灵活权变。这样一套法制体系,是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相适应的,获得时人较高的评价。

清代法制体系中“部权特重”现象的形成与强化

从清军入关到乾隆中叶的一百余年里,王朝的刑名制度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顺治年间全盘接受明制。康熙初年强烈逆动进而形成以刑部为轴心,各层面高度集权、上下相制的新朝新体制。到雍正年间,王朝着手对刑部这一已经成为刑名系统中地位最重,但碍于旧规模不能适应新角色的机构进行了渐进、深入、细化的改革,如提高部员文化素养和法律素养、变革司官升转途径、调整部内官吏关系,以及改善部臣与督抚关系等等。乾隆以后,随着律例馆和秋审处二机构运行机制的完备,刑部得以承担起"天下刑名总汇"的重任,并开始主动向整个系统扩散积极影响,形成良性的互动。这样一个过程,是王朝在坚持强化旧体制的同时成功统治一个人口资源矛盾空前的大帝国的重要保障。

清代民间纠纷调解的规则与秩序--以徽州私约为中心的解读

清代乡土社会存在着三种层次的纠纷调解,即民间调解、州县官方调处以及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半官方性质调解。在官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清代民间调解十分盛行且存在着内在的规则与秩序:参与民间纠纷调解的主体多、范围广泛;民间纠纷调解的形式灵活多样,家族调解享有程序上的优先权;民间调解的依据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除国家制定法外,儒家伦理道德和情理、家法族规、乡规民约、习惯、风俗等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代乡土社会的民间纠纷调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法与乡土社会规则之间一种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矛盾统一的和谐秩序。

清代闽浙苏地区的义田制度及当代启示

义田是我国古代民间社会救助的表现形式之一,为稳定当时社会秩序起到了极其有效的作用。清政府在法律上确定了义田的地位,这促进了当时江苏、福建和浙江地区义田兴盛。清代的义田制度可以为我国当前社会救助的发展起到正面的启示:鼓励社会参与、注重生活文化和健全法律体系。

清末——中国近代传播法制的开端

清末开启了中国新闻法制走向近代化的先河其标志性事件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钦定宪法大纲》、《大清印刷物专律》、《大清报律》、《大清著作权律》等,在宪法性文件中第一次规定了言论著作出版等表现自由。

司法或政务:清代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

从现代西方三权分立的视角看,清代州县对诉讼的审断是司法行为。然而在中国,当时州县是统管一方的牧民之官,审断诉讼不过是他治理地方职责的一个部分,故其审断行为应看作政务而非司法。县衙不同于现代意义的法院,州县也不同于现代意义的法官。州县的铨选本不侧重法律知识,所针对的社会诉求也更多是伸冤而非维权,故其审断时主要考虑的并不是完成整个审断程序及严格适用律例,而是自主灵活地掌握程序与规则,综合运用情、理、律,以最便捷有效,也最能为当事人接受的方式了结纠纷,从而维护地方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记忆与遗忘的竞赛:清代律学史中的“箭垛”和“失踪者”

近三十年来的清代律学史研究呈现明显的"箭垛化"和"晚清化"现象,清代前期、中期的许多重要律学家较少被关注。从大量史料中可以勾稽出沈之奇、洪弘绪、万维翰、许梿、潘骏德等一些被遗忘的清代律学"失踪者"的生平剪影,他们乏人问津是趋热避冷的学术惰性使然,深层原因则是未能摆脱启蒙诉求和现代性范式的窠臼。对精心选择的个别历史人物进行不断"箭垛化",实质上是对历史记忆进行破坏性的重编和精简;对历史的"记忆+遗忘"结构保持清醒,才能真正理解学者的生涯命运和学术史的全程图景。

清代刑名幕友及其司法事务之探析

刑名幕友作为地方官员聘请的私人顾问,虽不具有官职,但却实际把持着清代地方各级衙门的司法事务,在清朝司法制度的运行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以《牧令书》等历史研究资料为依托,对刑名幕友的由来与性质进行了梳理与界定,并从案件审理的流程入手,对刑名幕友的司法职责进行了归纳与总结,以进一步探析刑名幕友在清代司法制度中的作用。

日美学者关于清代民事审判制度的论争

1996年9月21日至23日,在日本镰仓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为“后期帝制中国的法·社会·文化——日美研究者间的对话“(Law,Society,and Culture in Late Impe-riad China:A Dialogue between American and Jananese Scholars)研讨会的动因始于美国历史学家黄宗智教授(PlriliP·C·C·Huang)的提议,因其自1993年起对以滋贺秀三教授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在明清法制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批判,此后双方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针锋相对地进行了讨论,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1996年秋,日美一批在这个领域颇有造诣的学者会聚一堂,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论战。事隔两载有余,这场跨国界的“对话”依然余波未息,其指向的已不仅是围绕明清民事法秩序的研究成果和知识上的交流,而是如何来把握、比较不同社会性格的方法上的反省。本文的目的谨就论战双方的基本观点以及所争论的问题作一个大致的梳理,并试图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对这场争论进行初步的分析。

法律社会学视野下的清代官代书研究

清代为防范讼师在司法诉讼中包揽词讼、播弄乡愚,在查拿违禁讼师的同时,创设了官代书制度。官代书的设立是州县司法制度的一项改革,把写状人的身份由民间转移到官方,对清代地方司法秩序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几百年的实践过程中,设立官代书的原初意义逐渐发生了变化,最终与讼师无别而被取缔。

庆阳地区档案馆印象记

这是本刊首次刊载档案馆印象的文章。档案的开放和利用，既是档案馆的职责，又是利用者的权利，同时又是面向社会的窗口，利用者需要哪些档案？查档目的为何？“对档案馆有哪些具体要求，从利用中都可以反映出来。本刊欢迎档案利用者谈谈对档案馆、室和利用档案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