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若璩与汪琬礼学论争考述

阎若璩、汪琬为清初经学的代表人物。二人在康熙年间的礼学之争始于金石义例之辩,焦点集中在礼服学上,是清代礼学史上的第一次大论争。二人礼学观不同,研经治礼方法互异。汪琬兼采汉、宋之学,重求本义,主于律文以求"用实",不屑专事章句之学;阎若璩倡古礼以兴"古学",取法汉儒,重于考据训诂,排斥宋学,批评自朱子以来学者不事考据以致"私造典礼"之习。这场论争体现了清初礼学复兴时期的特征,对清代礼学发轫有着深远的意义。

对礼学的历史考察

礼学产生，缘起于礼的传统和礼治实践。“周公制礼”的残篇断简，当为后来礼书的蓝本。春秋战国是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士子忧时而力图拯救之，倡礼言礼议礼，编定礼书，为礼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孔子编定礼书，标志着礼学的产生。被称为“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之形成，为以后礼学的开展奠定了基本范畴。礼书在传授中形成了经今古文两大系统。郑玄注《三礼》，使礼学走上今古文经融合的道路，《三礼注》成为礼学奠基之作。礼学在发展过程中，随政治制度的更易以及统治者思想意识的变化而沉浮。其中，学官的设置和科举制的推行对礼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考据之风大兴，礼学得机重振，出现了一大批带有总结性的鸿篇巨作，虽有思想方法上的及时代的局限性，但将礼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礼学的历史命运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以及自身义蕴和社会功能的变化，从封建宗法制到民主意识或制度，从治民到教民，从仁义的形式到害人的桎梏，传统礼学走到了尽头。一部礼学史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关涉着众多历史现象和事实，对礼学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

汪中礼俗观念的思想线索和社会背景

清乾隆年间,著名学者汪中尊崇汉学,排斥宋学,而礼学造诣深厚,对如何践履孝道、改良贞节礼俗和救助孤寡均不乏己见。他的主张既是与宗宋学者及当时名流进行对话,又受现实生活激发,其局限性同样应从思想和社会的双重背景来理解。汪中的礼学思想产生了不同反响,南菁书院即为典型事例。

四库馆臣校雠著录礼类文献再探

有清一代是传统礼学的极盛时期,文献整理研究蔚为风气,名家名著不断涌现,学术体系得以重构。其中,乾隆朝后期四库馆臣校雠著录礼类文献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在乾隆“文治”政策的背景下,朝廷陆续开经史、三礼诸馆,两代学人递次校刻和编修礼学文献,礼学重要问题逐渐得到朝野士林的全面关注。四库馆开,礼类文献的校雠著录活动较为突出:一则校办人员众多、所校文献广泛;二则校雠内容丰富、校勘方法多样;三则著录体例详备、分类构造完整。在武英殿校刊《三礼注疏》、三礼馆纂修《钦定三礼义疏》及秦蕙田集诸儒编纂《五礼通考》等的基础上,四库馆臣开启了考证和经世双重面向的治礼方向,在礼学文献整理研究及清代礼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