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设局查办戏剧违碍与清代禁戏的制度化

乾隆一朝是戏曲高度繁荣的时代,而官方的制度性禁戏也全面展开。扬州设局查办戏剧违碍,作为乾隆禁书扩大化和清代禁戏制度化的一个双重扭结点,昭示了帝王谕旨禁戏的权力话语覆盖地方政权和布控基层社会的过程。讨论扬州查缴戏曲在清代禁戏制度化中的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可以进一步考察清代后期戏曲创作主体精神的隐遁,以及昆弋大戏向花部乱弹递嬗、以文本创作为中心向以表演伎艺为中心的戏曲形态裂变。

现代犬儒主义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群像:清代禁戏动机新探--以余治和丁日昌的禁戏活动考察为中心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在文化专制上表现出复杂而微妙的特点。官方禁戏的活动不遗余力地进行,然而执行力度却不断下降,到晚清时业已日暮途穷,但这期间非官方的力量却呈现出激烈增长的态势,甚至一度成为主导力量,官方意志也反受其影响。余治和丁日昌是清代禁戏活动中的重要人物,也是在官方意志与民间生态夹缝中纠葛的知识分子代表。这些打失理想和集体失语的清代知识分子是典型的现代犬儒主义者;清代社会还处在一种末世文化的侵袭下,个人奴性的"集体无意识"在群体中表现为一种体制化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社会状态的一种病态特征。人们在彷徨和苦闷的夹缝中挣扎,思想的无力禁锢和娱乐的本能需求成为那个时代戏曲环境复杂性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