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交融与转化——关于清代经学与戏曲关系的思考

作为传统文化的两极,经学与戏曲的关系,类似于人类学中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关系,经学是代表社会意识形态的精英文化,而戏曲则是来自民间的大众文化,但在清代,这二者之间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经学对戏曲有着绝对的统摄作用,戏曲作品中体现的基本都是儒家的忠孝节义、善恶报应等伦理道德;另一方面,经学与戏曲之间也存在着交融与转化,戏曲会向雅文化和精英文化转变,清代中期的"雅部衰落、花部兴起"正是这一交融转化的结果。清代经学与戏曲的关系可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考察:清代经学对戏曲的影响及经学语境下清代戏曲的特点和新变、清代经学家的戏曲活动、清代经学家的戏曲思想。

清代今文经学与吕思勉的史学研究

吕思勉治学曾深受清代今文经学的影响,但作为近代史学家,他治经主要是为获取治史的材料,注意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派分也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在经学的史料价值判断上,他早期相对偏重于今文经,后期则逐渐实现了对今古文经的兼采并重。吕思勉对待清代今文经学的态度和方法,为继承和扬弃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完成近代学术文化新旧转型树立了良好典范。

论清代今文经学的学术内涵

当前学界围绕着清代今文经学有许多的争议,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对其学术内涵的认识并未统一。清代今文经学的学术内涵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三个方面:以公羊学为核心,发挥群经之"微言大义";辑考、疏通两汉今文遗说;质疑汉代古文经之真实性。在划分这三个方面时,应着重强调的是清代今文学家的治学取向与学术主张,这是他们与其他学者最根本的区别。

中国式的“语言学转向”——清代今古文经学的哲学实质及其意义再探

相较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经学过于专注文字考据的“小学”功课,而使中国传统经学中义理之“大学”特色大为褪色,乃至有了所谓“死在字下”之说,甚至有了冯友兰所谓“中国经学终结”之说。然而,如若我们以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作为清代经学可资参照借鉴的他者,那么在这个全新的视角下,清代经学的面貌将会彻底改观。通过这一视角,不仅能够真正展现中国经学固有的实证和实用精神,而且能够从古老的东方文化出发,为人类文化进入“后形而上”时代开辟新的篇章。

“尊闻”与“裁断”——章太炎论乾嘉学术吴学与皖学之异同

关于清代乾嘉学术吴学与皖学的学术特色,章太炎曾经以"好博而尊闻"和"综形名,任裁断"加以区别,在学界影响很大。事实上,吴学的"好博而尊闻"恰恰是以易学为主体,以礼学为骨干,较为完整地构筑了清代汉学(经学)的研究范型。而皖学虽然"综形名,任裁断",但是走的同样是吴学的路子。过去一直把汉学家批评宋儒的语言视为反对宋学,事实上他们是在比较汉宋学术异同前提下作出的学术评判,辞语虽然激烈,但是不反对宋学本身,宋学在汉学鼎盛时期也未必完全退场,而是仍然具有一定的空间。

邵廷采经史之学的传承、诠释及其思想

邵廷采是清代前期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继承并发展了王阳明、刘宗周等人的经学思想,并基于经学努力整合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期重建新的经学思想体系。作为清代浙东学派学术思想的转关者,他在经史之学的解释学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与方法,比如以经学整合理学、群经互证、经史之学的现实性等,而这些也为之后浙东诸儒的经史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思想借鉴,更是推动了浙东学派在清代中期的学术转向。

刘逢禄《春秋》学著述考

关于刘逢禄的《春秋》学书目,历来说法各异,表面上是因为各家简单采信刘氏行述,而根源在于刘氏《春秋》学著述的刊行与成稿情况较多变化。通过清理刘氏《春秋》学著述的四种刊本,可以确定刘氏已刊《春秋》学著述有14种。通过搜检相关资料,排查出刘氏拟作《春秋》学书目8种,对其中《胡母生春秋条例》、《春秋通义》、《解诂笺释》、《答难》和《申何难郑》重加探究,更可窥见刘氏《春秋》学研究的变化,从而深化对刘氏《春秋》学思想的认识。

顾炎武《仪礼》学探析

《仪礼》学经历自宋至明的持续低潮之后,在清代进入极盛时期。因受社会政治剧变的刺激,清初学者就以礼经世展开热烈讨论。顾炎武捍卫《仪礼》的经典地位,率先确认了清代礼制建设的纲领;在《仪礼》考释方面归宗郑学,指明了以朴学为主的经学发展方向;在礼学应用方面弘扬朱学,开辟出融会古今的礼制建设通途。顾炎武以富有独创性的礼学思想,成为清代《仪礼》学的主要奠基者。顾炎武的礼学思想与清廷积极、明智的文化选择多有契合之处,其主要思想观点在清代学术史上产生显著影响。

从吴学支裔到扬学先驱——论李惇的学术历程及学派归属

李惇是清乾隆年间知名的经学家,近世学者或认为他属于吴派,或认为他属于扬州学派。就学术思想和治经旨趣的演变而论,他早年主要私淑顾炎武,有志于"考古之学";中年追随惠栋为代表的吴派,钩稽汉学精义,追驳宋儒谬说;晚年致力于依托《左传》通考春秋文明史,以"通释"求通识,超越吴派。从吴学支裔到扬学先驱,是李惇与时俱进的学术旅程。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探义

今古文两学派的较量是《诗经》问题争论史中的一大焦点,但因三家《诗》的陆续亡佚,使得后人要支持今文《诗》,得同时致力于辑佚与诠释两个工作才行,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方面的名著。此书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继续前进,尽量铺陈三家原貌,以《毛诗》作为理解今文的参照系,条理清晰,而其分别家数时,主要是依照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甚至陈氏取材不够精审的缺陷也被王氏所承续,所幸,其在面对旧有材料时仍能注意到筛选与考辨的工夫,所以呈现出来的材料仍较陈书稍显精审。

“实事求是”之学及其问题——以《论语正义》为中心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表现有三:重礼、考史与“事实至上”。但检寻刘疏,会发现他未能贯彻“实事求是”的要求,所以引证材料时有“求同略异”“断章取义”的嫌疑,甚至会牵合材料以证成先入之见,且“实事求是”之学亦有其内在问题。刘氏所援引的历代《论语》注疏,与“实事求是”的解释方案并不同质,这将招致一个悖论:“实事求是”的要求,反倒使刘宝楠无法实事求是地运用材料,追索经义。最后,“实事求是”之学作为一种解读方案,与结构松散的《论语》并不相适。集合众多零散“思想点”的《论语》,需要整全的背景或一贯的立场,这便需要“实事求是”之外的“决断”。藉由对《论语正义》的反思,可管窥清代实学之深层问题。

中国式的“语言学转向”——清代今古文经学的哲学实质及其意义再探

考察清代经学会发现,其拘泥于文字、章句、典籍考据,其哲学思想、哲学精神较之中国传统经学已大为褪色。然而,如若以当代哲学“语言学转向”作为清代经学可资镜鉴的“他者”,那么清古文经学不仅深契当代语义学的“实证”精神,而且与当代语用学的“实用”思想若合符节,为我们开出了中国文化消解形而上学之先河。正如当代“语言学转向”是以所谓“后经学文化”的到来为其结果那样,清今古文运动,尤其是今文经学运动亦以后哲学时代的来临为其时代的必然选择。随着新时代的来临,接踵而来的是从“蹈空”走向“务实”,从“圣人化”走向“祛圣化”,从“泥古”走向“尚今”,从“重经轻子”走向“平视子经”,一言以蔽之,是从不无自闭的前现代性向无限开放的现代性转型的一场划时代的范式革命。

翟灝《四書考異》校讀記

《四書考異》引文忠實於原作,然未能杜絶誤憶之處,其中可議者三十餘例:他處轉引,未予核實卻補足書名,適成僞注;引文失真,考訂無的放矢或考異缺乏依據;句讀錯誤,所引不足爲據;年代錯誤,結論不可信;把關不嚴,未指正引文誤訂;書名或作者張冠李戴;同一作者不同著作混淆;同一著作不同篇章混淆。此外尚有二十餘處錯訛衍脱。

论吴雁南先生的经学研究

中国经学史研究是吴雁南先生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吴雁南先生对经学的研究,经历了由清代经学到心学、进而到王学、最后通中国经学史的历程。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与演变、经学的特点、经学的影响以及经学的价值都进行了研究。吴雁南是在1949年以后经学长期遭受冷遇的情况下中国大陆最早重启经学研究的为数不多的重要学者之一。

《四庫全書總目》經學觀中的宋學傾向

在漢學考據大興的乾隆中叶,《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推重漢儒經學及訓詁考據的解經方法,與此同時,對於傳統宋學、義理解經方法仍予以保留。《總目》的漢宋持平態度受到清朝御製經解的影響,經學立場形成的重要因素,是鑒於明代經學弊病而做出的有針對性的修正。對於宋學集大成者朱熹的態度,《總目》强調朱熹與漢代經學間的傳承關係,又對其解經存在的問題予以回護。儘管《總目》十分强調漢學古義和考據方法,但以朱熹爲代表的宋儒義理之學仍與漢學分庭抗禮,《總目》將二者作爲並行不悖的解經途徑,一併推重。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成書考

《藝風堂友朋書札》所載七十二通王先謙致繆荃孫書札中,有六通直接談及王氏《詩三家義集疏》成書的經過。《書札》並無編年,編次前後顛倒者所在多是。本文之撰,首先以繆氏《藝風老人日記》及王氏《葵園自訂年譜》所載日事爲軸,繫年《書札》,繼而考定《集疏》始撰於王氏江蘇學政任上,初名《三家詩義通繹》,光緒十四年(1888)寫至《衛風·碩人》而輟,癸丑年(1913)完成《國風》部分,乙卯年(1915)仲夏付梓,丙辰年(1916)刻成。從屬稿至成書,前後綿歷近三十年。

曹元弼存世著作述略

本文梳理了曹元弼生前著作的刊刻情况與身後手稿、藏書的流傳過程,以及現代整理情况。曹元弼的手稿、藏書經王欣夫、柴慶翔、顧頡剛等人分别入藏復旦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蘇州圖書館、社科院顧頡剛文庫等機構。在此基礎上,綜合版本調查與文獻記載,本文匯總了目前已知的曹元弼存世著作,考察了其版本情况,編成目録,并對部分問題做了分析。

“井田辨”:吕思勉对胡适史学的一次回应与批评

吕思勉在现代史家中向以通史和专史著述闻名,但他也未尝忽略对当时学界新成果的回应。1920年,吕思勉就曾对胡适否定中国古代社会存在井田制的见解进行过批评,并在日后的学术活动中深化了相应的思路和观点。实际二人对于井田制相关史料的认识大体导源于今文经学派在清代中期以来形成的严判今古家法与强调托古改制的两支学说。而二人在此时对于“整理国故”的基本认识也似同而实异。对这一分歧的个案分析也显示出,旧日所谓老派、传统派乃至保守派的学者,与学术思潮并未绝缘,他们与新派学者共同构成了身处近代学术转型历程中的学者群体。

优游享乐度晚年——清代经学大家梁章钜

名人的晚年生活方式多姿多彩,人生态度也不尽相同,有的励志、有的闲逸、有的有趣。本栏特邀辽宁大学毕宝魁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古代名人的晚年生活”。

《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简介

扬州学派是清代一个重要的学术派别，近年来学术界对扬州学派的研究方兴未艾，经学是其中的荦荦大者，对扬州学派经学的研究自然会引起学者注意。刘建臻的《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对扬州学派的界定、兴起的原因、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师承、特点及影响作了会面、细致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