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清代西藏方志著录及条目内容的疏漏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是《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出版后编纂的大型提要性方志目录。西藏地方志是中国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这一提要性工具书清代西藏方志的著录及条目内容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一是将部分非方志著作纳入著录,所著录的康熙、雍正时期的西藏方志多为行记;二是著录存在遗漏,在清代西藏方志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及影响的几部志书未见著录;三是部分条目的内容有误或不准确、不完整,有的条目未言及志书编纂特点及志中具有资料价值的记载。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影响清代西藏方志的收集整理及资料的挖掘利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方志史及西藏方志发展史的研究。本文旨在与西藏方志研究者交流,同时也为“总目提要”今后的增订提出建议。

论清代西藏史学的研究内容、方法及其特点

清代西藏史学的学者众多,著作浩瀚,内容丰富,门类齐全,体裁各异,藏汉文史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文章主要论述了清代西藏史学藏族学者以及其他民族学者撰写的西藏史学著作和作者的治学经历以及清代西藏史学的研究方法和特点。

清代西藏阿里地区城镇形态及其发展略论

西藏西部的阿里是一个自然条件极度恶劣的地区。虽然恶劣的自然环境严重地制约着本地城镇的形成和发展,但其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却使其在一定条件下又成为商业繁荣地带,在清代形成以四宗宗本和阿里噶本驻地为主体的城镇。其中四宗历史悠久,宗城形态比较稳定,而阿里噶本驻地,尤其是噶大克在清代以军政因素而形成,后来又因商业贸易而繁荣,迅速成为清代阿里地区军政首府和商业中心。

乾隆《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目考略——兼及清乾隆前期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发展

杨应琚所纂乾隆《西宁府新志》乾隆十二年(1747年)成书,是清代前期成书较早的一部府志。《西宁府新志》总四十卷,卷二十一即此志中之西藏篇目,其内容为"西藏"目、"附国"目与"自西宁至藏路程"。通过在"西藏"目下设十余细目,杨应琚对西藏自然、社会诸多方面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记载,其记载具有四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雍正时期及乾隆初年成书的几部西藏地方志及乾隆初刊印的《明史》,是《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目的主要资料来源。杨应琚编纂《西宁府新志》西藏篇目将已有西藏地方志两种体系合一,注意利用新的资料源,并对已有方志资料加以整理、鉴别,推动了清代西藏地方志发展。

清代西藏地方志的撰修、类型及特点

清代西藏地方志的修撰经历了初始期、快速发展期、发展缓慢期与再度发展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各具特点。清代西藏地方志类型较为单一,只有通志与县志两种,且通志多而县志少;通志以私人修撰为主体;具有浓厚军事色彩;大多属于简略志书,只是粗具方志特征。

清代西藏的物质生活

文章以清代藏汉文献以及入藏人员的记载为基础,分服饰(贵族服饰和官员服饰、平民服饰以及僧装)、饮食(日常饮食、宴会饮食)、居住(贵族居室、农民居室、牧民居室)和出行(交通路线和交通工具)4部分叙述清代西藏的物质生活。

清代西藏的历史及其特点述要

清代,西藏地方藏传佛教格鲁派占据统治地位,"政教合一"制政体和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贯穿这一时期的整个历史。在清中央政府多层面的管理下,西藏地方各个时期的政教建制和沿革等方面都突出了清代的变化和特点,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西藏人民为国家的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总揽此段历史,认识其特点,对清代西藏地方历史及社会的深入研究均具意义。

“唐古特”的意涵演变及其史学价值——以清代西藏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在清代史籍中,'唐古特'是一个出现频次较高的重要词语,其意涵在不同的文献中有着相异的表述。何以至此,学术界对之虽有关注但尚存争议。清代西藏地方志对'唐古特'有着比较翔实的记载,这为我们厘清'唐古特'的意涵演变提供了可贵的文献史料和新的研究视角。梳理并探究这些差别表述可以发现,'唐古特'是一个兼具地域与族属称谓的称谓,其意涵演变主要表现在指代范围由泛指青、藏地区发展为专称西藏地区,而这一变化过程又与清廷对藏区重要性的认识及治藏力度不断加大的历程相呼应。清代西藏地方志以其特殊的史料系统,从独特的视角对'唐古特'所作的诸多连续性和时代性的记载,其史学价值不言而喻。

蒙古语文在清代西藏——以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清代蒙古文公牍为例

历史上中国各民族之间长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重要前提。蒙藏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它不仅推动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且对元代以降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交融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往学界较多关注了元朝对西藏的统一和管理,但蒙古语文在清朝治藏行政中的作用一直没有被学者们所发现。笔者根据多年以来对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蒙古文档案的整理研究,利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清代蒙古文档案中的历朝皇帝颁发给西藏僧俗贵族的敕谕和诏书、清朝各部院及其官员的蒙古文公牍、清朝驻藏大臣的蒙古文往来文书等大量的"遗留性史料",重点论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清朝在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对藏统治体系以及其后的日常行政管理过程中,充分利用蒙藏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和蒙古语文在西藏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使蒙古语文成为清朝对西藏施政过程中的重要的语言工具。其次,清朝对藏施政中蒙古语文所扮演的语言媒介的角色,充分说明了清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对国家统一的推动作用。

试论清代西藏边疆的边防

清初,西藏地区的西部和南部紧邻着锡克王国控制下的克什米尔、印度,以及廓尔喀、哲孟雄(锡金)、布鲁克巴(不丹)等大小不等的王国或民族,西藏地方与它们之间传统的习惯边界,大都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及其支系,山高地险,人烟稀少。所谓的西藏“边防”十分薄弱,并无明确的边界标志。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之前,清代档案文献中出现的西藏“边防”,主要是指西藏防御西北准噶尔部的侵扰而言。文章借助相关档案材料论述清代西藏边疆的边界及其变化过程,探讨清代在西藏边疆边防中制定的军队驻防与驻藏大臣每年定期巡边制度,并分析了西藏边防制度与措施的变迁。指出历史上西藏地方一直是中国的领土,清朝对西藏边疆地区一直实施有效管辖,并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建设。

《西藏考》与《西藏志》、《西藏志考》的关系

《西藏考》是清光绪间刻本,主要内容为巴勒布、布鲁克巴奏书及七十九族分辖经过,碑文、摩崖文及题词,路程几部分。通过比较,可以认为:《西藏考》不是《西藏志》的衍生书,其材料取自于或抄录于《西藏志考》;《西藏志考》成书应在前,《西藏志》是在《西藏志考》基础上调整、修改而成的。《西藏志考》应是《西藏考》、《西藏志》两书共有之"祖本"。

宣统《西藏新志》“地理部·驿站”的主要资料来源考

许光世、蔡晋成所编的《西藏新志》,刊印于1911年,是清代西藏方志中成书最晚的一部。此志"地理部"之"驿站"尽管也有一些新资料,但其主要资料来源是日本人山县初男所著《西藏通览》一书。在清代西藏方志的研究中,对《西藏新志》的体例及资料来源、价值都应作进一步分析与探讨。

《西藏记》《西藏志》关系考

在乾隆前期出现的相同体例的西藏通志类著作中,根据篇目名称、部分篇目内容及误字、脱字的比较,《西藏记》与《西藏志》的关系更为密切,更为直接,其刻本最早的基础当为《西藏志》的某种抄本。同样,经过篇目顺序、部分篇目内容的增删与改动、正文与程途中加注的比较,《西藏记》与《西藏志》又存在着不少值得注意的不同之处。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两者画上等号,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两者只是篇目顺序有所不同和名称改一个字而已。总之,《西藏记》与《西藏志》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两部清代西藏地方志。通过比较还可以发现,《西藏记》虽然是在乾隆十六年左右根据《西藏志》某种抄本整理而成,但其刻本与和宁《西藏志》刻本相比,内容上较多地保留了《西藏志》某种抄本的原貌,这是《西藏记》值得注意的独特价值之一。

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对《西藏图考》资料的重视与利用

《有关丽江史地的文献》是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1912年发表在国际汉学杂志《通报》(T’oung pao)上的一篇论文,雅克·巴克1913年在莱顿出版的《么些研究》(Les MO-SO)一书将其收入,作为此书的第三部分。《有关丽江史地的文献》第二部分“路线指南”中的“路线A”资料译自清代西藏地方志《西藏图考·程站》,是这篇论文的重要内容。沙畹将这一资料全文翻译并详加注释,说明他在相关研究中重视并充分利用清代西藏地方志资料,也说明沙畹此时有将滇川藏毗邻地区纳入其中国史地研究的兴趣与考虑。

清代川、滇、藏行政分界的档案文献及史料价值

清中央政府决定川、滇、藏行政分界并有计划地全面实施,是稳藏治藏,确保川藏大道畅通及地区稳定的重大战略措施,既是康熙、雍正时期西藏、相邻地区及全国形势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其影响极其深远。雍正二年年羹尧在"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前所上奏折、雍正三年雍正皇帝所颁藏文谕旨与雍正三年十二月云南提督郝玉麟会勘奏折及雍正皇帝朱批等档案文献,《清实录》《清史稿》及雍正《四川通志·西域》《西域全书》等清代早期西藏方志中均未载。在康熙末年至雍正三年川、滇、藏行政分界的进展研究、行政分界中对格鲁派集团采取的措施与注意听取云南方面意见的相关研究及年羹尧在川、滇、藏行政分界中的历史作用研究中,这些档案文献都具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

清代西藏八思巴字印章初探

八思巴字印章是清朝西藏地方官印中非常盛行的一种印章类型。对这类印章的印文释读、性质特点与历史涵意,学界尚存一些隔膜和误区,缺乏系统深入研究。文章结合文物、档案及文献资料对清朝西藏官方使用过的八思巴字印章的印面文字、形制特点、功能使用和出现原因等问题进行考证和分析后认为,八思巴字印章不属于清朝中央政府颁授西藏的印信体系,而是西藏地方上的自制印章,它被西藏的僧俗人员广泛使用于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之中。八思巴字印章之所以在清代西藏地方上盛行,是由清廷默认支持的官方态度、当时西藏地方特殊的政治形势及其历史传统等多元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认识清代西藏地方上的官印制度及其政治特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宣统《盐井乡土志》的“图”及其绘制特点与价值

宣统《盐井乡土志》本有"盐井全图"一幅,目前相关辞典及提要未提及此图。近十多年出版的《盐井乡土志》中无图,与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油印本有关。"盐井全图"绘制者为《盐井乡土志》著者段鹏瑞,绘制时间、付印时间当在宣统三年(1911年)夏四月赵藩作序前后。无论对于《盐井乡土志》,还是对于盐井地区在清代西藏方志史上,此图都有重要的价值。

乾隆《卫藏图识》的体例特点及资料价值

马揭、盛绳祖修纂的《卫藏图识》是清代一部特点突出、影响较大的西藏方志著作,可称为乾隆后期西藏地方志的代表作。《卫藏图识》的体例不同于清代前期其他西藏方志,既非先分地再分目的通志体,也不是或不全是以事立类、横排门类的平列分目体。编纂此志是为了"西征之役"所需,便于乾隆末年清军入藏驱逐廓尔喀沿途考览与检阅,所以采用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体例。分析《卫藏图识》的资料来源,可看出其资料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编纂者的调查为其重要资料来源之一,这是其书及资料具有重要价值的根本原因。此书编纂前已出现的西藏地方志与其他相关文献一样得到了编纂者的关注,说明雍正与乾隆前期成书、刊印的西藏地方志在西藏地区或川藏大道沿途得到广泛流传,对其后西藏地方志的发展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

姚莹《康輶纪行》对《卫藏图识》资料的重视与利用

姚莹《康輶纪行》是一部主要记今西藏及川西高原藏区史地及文化、民俗的著作。康藏之行及撰《康輶纪行》时,姚莹参考了《卫藏图识》等几部清代早期西藏地方志,从《卫藏图识》之《图考》上、下,《识略》上、下及《藏语》等卷中摘引了大量资料。姚莹重视《卫藏图识》的资料有迫切希望较深入地多方面了解西藏的原因。《康輶纪行》对《卫藏图识》资料的利用不仅量大,并具有利用其资料十分全面但又有重点等四个特点。姚莹对《卫藏图识》及资料价值的重视,说明《卫藏图识》修纂有特点,内容也显丰富,已是清代西藏地方志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二世策墨林诺们罕阿旺降白楚臣嘉措生平若干问题考

二世策墨林阿旺降白楚臣嘉措在清代西藏地方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受到研究者较多关注。相关研究中对其坐床、族属、是否到过北京以及他的封号都有不同说法。资料表明,阿旺降白楚臣嘉措于嘉庆五年在雍和宫通过金瓶掣签选为噶勒丹锡綜图萨玛第巴克什阿旺楚臣的转世灵童,非以往所说的在乾隆年间认定;他是卓尼杨土司所属藏族无疑,而非有些资料所说的回族;阿旺降白楚臣嘉措的职衔全称"噶勒丹锡綜图萨玛第巴克什额尔德蒙额诺们罕",清廷始终未赏给他呼图克图职衔。他的名号有"衍宗翊教靖远懋功禅师"和"达尔汗"。他一生从未到过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