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院课艺:联结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历史文献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从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就主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尽管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书院课艺多已散佚,但其现存数量依旧十分巨大,无法准确估算。清代书院课艺具有一定的经学、文学、史学、书院学和科举学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有用元素,可以从书院考课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考课衡文标准与科举衡文标准、书院育人目标与科举取士目标、科举人物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书院生徒平时成绩与科考录取率等方面,考察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清代地震灾害史研究综述

为了深化地震灾害史的研究,为今后地震灾害的防范和应对提供借鉴和启示,通过历史文献分析法缕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清代地震灾害相关研究成果,以展现清代地震灾害史研究现状。研究表明,清代地震史料收集、地震总体研究、地震专题研究、地震灾害应对等研究成果丰富且具有阶段性特征,但也存在史料挖掘运用不足、研究视角与维度狭窄、研究范式单一等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挖掘民间文献,以交叉研究作为创新的突破口,充分发挥地震灾害史研究的社会价值。

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自我拯救及其学术史意义--以李元春为中心的探讨

清代中晚期是朱子学趋于势微、日渐羸弱的时期,以李元春为代表的朱子学者以道自担,奋力自救,力图从卫朱子之道、辨心学之偏和斥考据学之僻三个维度展开对朱子学的拯救,呈现尊朱而不佞朱、谴取心学和考据学的学术取向,并仰赖其在中晚清朱子学营垒中的学术地位,相应地涵具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提振了朱子学的地位,推动学术思潮由汉学独大向汉宋(朱子学)兼采转进;二是促使关中地区成为中晚清朱子学研究的重镇;三是力促关学的学术形态由崇尚阳明学向尊奉朱子学转进。以李元春这一典范学者为切入口,不仅可以具体而微地呈现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学术样态,更可以弥缝以往学界研究的缺漏之处,进一步完善清代朱子学演进、发展的学术图谱,从而呼应和落实“明清朱子学将是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的学术主张。

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清代诗话的破体观念论析

清代诗话是清代文体史料及文体批评的渊薮,其中破体观念在清诗话文体理论中又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目前学界整理的煌煌16册174种清诗话中论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及其对立范畴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以律为古等破体批评的诗话就多达63部,贯穿整个清代诗话史和诗学史。清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诸如王夫之、叶燮、王士祯、沈德潜、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在对相关破体范畴进行文体批评时,往往褒贬倾向不一,或肯定,或否定,或辩证看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并在演进递嬗中形成了系统的破体观念体系,堪称中国古代破体理论的集大成和总结者。这对于纵向观照和比较研究宋元明诗话破体观念具有重要的文体批评史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彼此依存与利益冲突:清代漠北地区内地商民相互关系研究

自康熙中期后,内地商民就跟随清军前往漠北地区,逐渐形成规模可观的“移民社会”。无论是基于生活上的互助,还是商贸上的合作,商民内部存在多层面交往,形成了彼此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由于利益有别,彼此间又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尽管如此,商民内部有其调解机制,尝试消弭内在矛盾。清代漠北地区内地商民相互关系凸显了该地区“移民社会”内部秩序,同时也展现了其优势、暴露出其不足。这一研究可进一步夯实清代边疆地区商民史、社会生活史等方面内容。

清代诗歌的复杂性生成背景与可能性研究进路

清诗是在清代社会历史的土壤上生成的,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诗人情感世界的复杂,诗思书写的复杂。作为一种“复杂关系”中的个体,清代诗人们的创作由身世而及民生,由家国而及社会,由种教而及民族,内容极为丰富,且作品数量庞大。在中国古代诗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往代诗歌发展的每一个知识板块都由川流而成江河,造就出一个规模巨大的诗歌王国。这个诗歌王国至今尚存在很多未知因素,有很多需要探索、垦拓的领域。在现有条件下开展清诗研究,应重视清代诗人天下观、国家观、民族观的变化,于新的文化理念中展开古今通变的思考,并注意对应具体现象和问题,去采取有效方法,寻求可能进路。

清代总集编纂中的骚体观念——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为中心

文学总集对于文体观念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清人严可均就通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编辑整理呈现他的骚体观念。借由对《全上古》凡例、按语、所录作品的分析梳理确认该书录唐前“骚”文59篇,由作品标题或序文体现的拟“骚”(《楚辞章句》所收作品)的立意,是《全上古》确立为“骚”的首要指标,而不论语言形式。题目体类特征不明显的作品“,兮”字句、句腰虚字句则成为《全上古》“骚体”判断的主要依据“。骚”从《诗》出“,骚”包含传统的“辞”体,也是广义的“赋”的一个亚类。严可均的观念受《艺文类聚》影响较大,但有所调整。《全上古》为代表的总集表达的骚体观念在清代较有代表性,刘熙载《赋概》等相关讨论与之呼应。

论欧式家具风格对清代中晚期中式家具风格的影响

中国的家具文化源远流长,明清家具在中国家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分析中国清式家具与西方家具的风格样式,探究清式家具与欧式家具相互之间的影响和关联。经过比较研究,证明西方家具的风格样式对清式家具有一定的影响,且两者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清中期以前,中国传统的清式家具造型与风格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到了清代中晚期,清式家具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设计中吸收了西方文化,创造出多种中西合璧风格的家具。

清代回屯京旗生活述论

为解决驻京八旗的生计问题,清政府曾于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几朝移驻京旗满洲闲散回屯至东北地区的拉林、阿勒楚喀、双城堡、呼兰从事屯田活动。为了使这些京旗更好地适应回屯生活,在乾隆朝移驻初期,清政府给予京旗优厚的待遇,出发前发给置装银,到屯后发给立业银,用于采买衣服、籽种、农具、车辆和碾磨等,但由于京旗素来不知节俭,银钱到手随即荡尽,为此,嘉庆、道光时期,清廷改变了对回屯京旗的管理模式,其所用器物均由吉林地方事先代为准备。此外,京旗到屯后所需的米粮、庭院和住房等也都事先配给齐整,并在回屯区内建有相应的水井、街道、桥梁、驿站等基础设施。京旗的到来加强了东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种植棉花和养蚕等技术相继传入东北地区,加速了东北地区的开发。

索诺木策凌与清代乌鲁木齐地区的建设

清朝收复新疆后,由于战争的破坏,乌鲁木齐地区千里成墟、百废待兴,战后重建成为首任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的首要任务。索诺木策凌从城市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四个方面入手,通过多项具有实效的措施对乌鲁木齐地区进行开发和建设。这些举措较快实现了当地乱后而治,推动了乌鲁木齐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为乌鲁木齐能够发展成为新疆首府起到了奠基作用。

清代后期晋商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及社会经济影响——以晋中为例

清后期晋中商人物质生活极度奢靡,各类消费品量多质精。他们用于追求豪华的住宅园林与炫耀性的丧葬,以及捐纳、吸食鸦片、吹拉弹唱等各项开支日益庞大。虽然清代后期晋中商人的消费形式各不相同,但总的趋势是日益奢侈腐化。这样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势必消耗了大量的可以用于扩大商业的资本,还使晋中商人日益政治化,使得当地奢侈性商业发展迅速,也加速了晋中商人的败亡和当地民众的贫困。

清代科举世家河南固始吴氏家族文献考述

河南固始吴氏家族是中州科举望族。明季以来,河南固始吴氏家族科举仕进、代有闻人。该族文化底蕴深厚,族谱、家乘皆修,族内多人留有著述,但存佚情况不明。经考可知,其族谱、家乘乃至庄规皆存,族中至少15人有著述行世,著(辑)书总书目50余种,今存约30种。这些文献在推动状元吴其濬相关研究、钩稽新的仕宦交游网络、补地方史志之缺、辑时人文集之佚等方面有着重要价值。

清代木匠索欠纠纷及其日常生活——以乾嘉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木匠作为“打工人”,是清代社会重要的群体,木匠手艺也是人们重要的谋生手段。清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有关于木匠的纠纷多发生在债务的索欠方面。木匠往往在家工作,为乡民服务。木匠到外地谋生,开张木匠铺,也是流动性较大的职业。木匠既会与房东产生纠纷,也会与雇主和产品的买主发生纠纷。木匠师傅往往带徒或找帮手工作,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纠纷。木匠与他人的交往中也会产生纠纷。中年木匠未婚者可能收入微薄,经济能力有限。木匠往往兼营农业。

税内税外:清代前期的地丁原额与实际税负

清代前期的地丁(田赋)“原额”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它既涉及作为定税基础的亩制、折亩、税率,也直接与清初沿袭的“万历则例”关联。清初沿袭的田赋征收标准是万历四十八年的定例,但在田赋征收货币化的进程中,清初所定的本色折银额过高,事实上增加了人民的负担,是清初田赋税额高出明代万历年间税额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由于在地丁征收过程中存在的银两与铜钱的折算,影响着纳税者和地方政府的实际利益。丁银摊入地亩,从总体上实现了“地丁”的合一,丁银征收标准以及丁银的摊入地亩或未摊入地亩,同样错综复杂。在地丁“原额”之外,预征、加征与差徭银的摊征,也反映出纳税、承差者的实际负担较为沉重。

清代蜀道文献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清代蜀道文献主要由行旅文献、诗歌文献及碑刻文献构成。蜀道行旅文献之多超过前代总合,多糅合日记、诗歌于一体,其中不乏有重要史料的佳作,是清代行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蜀道诗歌文献浩繁庞杂,多见于清人别集稿本,作者群体庞大,其中既有名家巨擘,更多为非知名士人,具有写真纪实的风格特点,感叹自然奇险、忧患战乱与民生是其重要主题;碑刻文献主要是清代学者对蜀道沿线汉魏两宋碑石书法的史事考证、碑刻释文及转录。清代蜀道文献在反映蜀道交通历史变迁、蜀道地带生态环境及其社会风貌方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与清代川陕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息息相关。大量的清代蜀道诗不仅承载了清代士大夫艰难的人生行迹,也是山地生命体验的典型写照。

清代湖湘地区孔庙祭祀仪式与礼俗用乐

孔庙祭祀是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贤哲的一种释典活动,在祭祀仪式活动中,礼俗用乐伴随着祀典的全部过程,这些音乐专门为祭孔祀典而制作,带有强烈的乐舞特征。清代湖湘地区盛行祭孔祀典,形成了直省祭孔与孔府家庙祭孔释奠的两大用乐体系,由于清代湖湘地区祭孔礼俗用乐体系的成熟及程序的完善,湖湘地区孔庙祭祀礼俗用乐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湖湘地区孔庙祭祀礼俗用乐有着独特的乐舞内容和表现形式,它历经了定乐、发展、缺失、重整等兴亡盛衰,虽然古制音律原貌难寻,但祭祀礼俗用乐与湖湘地方音乐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格局,同时也是孔庙祭祀音乐能够在湖湘地区传承、繁衍的基础条件。

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自宋即有的宋诗选本是文人对宋代有一定影响力诗人的资料及其诗歌作品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及后人对宋诗的文学接受。清代宋诗选本不少选取了王安石的诗歌,研究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情况,既能对比不同选本所录王诗的篇目,大体还原王安石名诗在清代的形成过程,又能通过一些在清代影响深远的编选者对王诗的评价,了解清人对王诗进行取舍的依据和要求,从而明确清时期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概况。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脉络清晰,分期清楚,以学术上的时代思潮为线索,贯穿了众多学者。梁启超所理解的“时代思潮”,在思想上有独创,在文化上很奋进。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能成为“时代思潮”的学术有汉代的经学。

清代贵州妇幼慈善事业探析——以地方志为中心

清代贵州设有育婴堂、及幼堂、尚节堂等妇幼慈善机构,对被救助者提供积极的生活保障,并为儿童提供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部分地区还对妇女提供纺纱技能培训,这种“教养结合”的慈善模式在当时较为先进。贵州慈善事业的经费主要来自官方,管理上也以官方为主。贵州慈善事业的发展是“由外而内”的过程,是清代贵州“改土归流”后“养民”“安民”的举措之一,发展了西南地方的妇幼慈善事业,也是国家权力在贵州等西南地方逐步深入的体现。

从乡村到城镇:清代社仓设址变化与基层治理

康雍时期,清廷坚持在乡村设仓,但到乾嘉时期,社仓大规模迁向城镇,社仓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制度特征。清代社仓设址的变化,既与国家社仓政策调整、社仓功能的变化相关,又与基层社会的城镇化程度、交通条件、存储环境及绅士群体等因素相关。社仓在嘉道时期走向衰亡,这既要看到其本身所固有的弊病以及吏治的腐败,又要看到其形态的演化及其影响。社仓在城乡间的流动及制度建设,表明清代基层社会发展具有能动性和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