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化”到“本土化”: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缘起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展开,清华园里相应地出现了一股文化运动的思潮,当时称之为"清华文化运动"。在这场文化运动中,感染时代精神的清华师生们,开始以犀利的眼光,反省清华教育中的"美国化",重新检讨清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形成了中西文化调和的校园思想氛围。深处其间的清华学子们,同时感受"整理国故"运动的强烈影响,于是从批评学校忽略中文教育发端,而后扩展至呼吁学校加强国学教育,直到最后在多重因素的衡量之下,校方遂在清华改办大学之际,创立了旨在"中西并重、新旧沟通"的国学研究院。

清华国学《研究院章程》探微

清华国学研究院从其开办到解散仅有四年,然而,在这名师主授的四年中,清华国学院却创造了近现代大学史上短暂的辉煌。品味这个在我国大学发展史上近乎"神话"的一页,就会发现学术自由、教授治学得以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实现,首先要归功于《研究院章程》制度设计及其有效执行。《章程》中对学科建设、教学、招生等诸方面独树一帜的规定,对于我国当代大学制度变革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及治学精神

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1929),是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涌现的一个著名学术机构。与同时期其他国学机构相比,清华国学研究院既有援引西学,重建现代学术体系的一面;又有继承儒家教育理想与治学路径,结合西方知识工具,致力于阐发传统学术之特质的一面。因此,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学术社群的治学精神,皆有其鲜明的特性。

清华国学院时期的梁启超学术研究述论

受聘于清华国学院是梁启超晚年生涯中一个重大事件。在清华国学院期间,梁启超的学术活动和学术研究,最能体现出他在这一时期所独有的"专力于史"、"有为学问而学问之倾向"的特征。本文通过对梁启超在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内容、特点、价值及其复杂形态的阐释与分析,试图重新认识与评价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时期的思想与学术,并以此为个案展现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人文学术教育的一个侧影。

一样的清华园,不一样的学者——论清华国学院时期的梁启超

1925年9月8日，梁启超入住清华园北院教员住宅第二号，由此正式开启了清华国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清华国学院）导师之生涯。此时，梁启超的内心世界是复杂的：一方面，在现实政治的漩涡里，几经沉浮之后，他已彻底失望；另一方面，他又期待着能借助学术与教育，重建他理想中的学统，从而赓续中国学术精神与文化脉络，

重新解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当代意义

腾实飞声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距今已逾80年,它在历史上的存在虽仅4年,但影响却不容小觑。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停办,从表面上看,主因似乎是由于王国维、梁启超的相继殂谢,不复为继。但从深层原因分析,国学研究院的特殊定位与所面临的时代风潮的冲突、传统学术在近代学科体制转型过程中所遭逢的两难困境,以及传统书院式的通才培养与现代教育对专才的倚重之间无可避免的内在矛盾,恐怕才是其自我终结的真正原因。事实上,国学研究院取消后,清华的人文学科并未中断,经由"四大导师"所创发的学术自由、教育独立的理念已然在清华得以确立,一种理想的宽松、自由、和谐、平等的大学学术研究氛围与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光荣传统已然形成,并奠定了学术权威进行学术管理的框架。

试论中国大学现代性构建中知识分子的面向及其隐喻——以20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院及四大导师为例

中国大学的现代性构建因其特定的历史性、情境性,掺杂了诸多文化、教育的矛盾和冲突,这在世界大学发展史上都是少见的。基于此,伴随着中国大学现代性的发轫而出现的一系列充满了矛盾与斗争的文教活动,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国大学现代性构建的面向。在这一发展脉络下,知识分子从最初的"立法者"转向了"阐释者"[1]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之中,通过彼此的"双向互构",现代大学的秩序逻辑得以确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命运亦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今天的中国大学来说,重新审视这一秩序确立过程中知识分子的面向,剖析其蕴含的文化、教育隐喻,具有重要意义。

从北大国学门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对现代高校学术机构体制与功能的一项考察

在近年学术界颇为趋热的二十世纪学术史回顾与研究中．有关现代高校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尤其是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讨论．始终是人们比较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一方面固然与两校在现代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有关，但更主要的．显然是因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制度刨建过程中确起有某种开风气、示规模的作用之故。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文化内核初探

作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独特存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文化内涵蔚为大观,其文化资源在育人中也显示出综合优势,发挥着深远的教育影响。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文化意蕴进行分析与解读,求取新知是其根基,独立思考、自由氛围、批判思维和创造精神则是其文化内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中,为实现求取新知的文化诉求,独立思考成为必然要求;而为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自由氛围亦是无可或缺的文化要素之一;在独立思考和自由氛围的文化内核影响下,批判思维获得生长的土壤和养分,并促使创造精神的进一步出现。探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文化现象,对其文化内核进行深入剖析,有利于理解清华国学研究院“神话地位”的形成。

清华国学研究院之于“双一流”建设的启示意义——学术组织治理的视角

清华国学研究院在短暂的四年办学历程中,以其卓越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实绩,书写了一段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和学术制度史"传奇"。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将清华国学研究院作为高等教育组织系统中一个具体而微的鲜活存在,借鉴伯顿·克拉克的学术组织治理框架,文章从对国学进行"学科规训"、抱定"寻出中国之国魂"的信念维系和维护"学术之独立与自由之精神"的权力配置三方面,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办学经历与成效进行考察。大学学术组织治理应以"学科规训"为基,以"文化维系"为魂,以"权力下放"为要,以"生境营造"为重。

从留美预备学校到蕴藏国魂的“大学” 难以复制的神话:清华国学院

近来,"民国范儿"成为热词,一幅名为《国学研究院》的油画受到广泛瞩目,这幅画创作于2001年,作者陈丹青时任清华美院教师。画中五位大师神采奕奕,各领风骚,从左至右依次是:赵元任、梁启超、

“最牛毕业证”背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杏坛传奇

网上曾热议一张民国十五年的毕业证,其主人叫李鸿樾,“清华学校研究院”毕业。这张毕业证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证书中签署姓名的有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都是“牛导”,难怪有人称这张毕业证为“史上最牛毕业证”。

近代“国学”的发生与演变--以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典范意义为视角

近代以来"国学"在不同语境下表达出的不同观念,可分为三个方面,即救亡意识主导下的、政治取向的国学观念,启蒙思潮主导下的、文化取向的国学意识,以世界汉学为参照的、学术研究的国学观念。近代国学概念的定义也可分为三种用法:第一种指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第二种为扩大的用法,即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简称;第三种是指近代以来以传统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的体系,即国学研究。国学研究在近代的演进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在学问方法上延续清代的考据学、训诂学,而在观念上导入近代文化意识;第二阶段的特色是呼应新文化运动、强调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潮;第三阶段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突出代表的、汉学化的国学,即与世界汉学、世界学术接轨、合流的新的国学研究。近代国学名家的第一代以章太炎为代表,第二代是太炎门人所代表的北大学者,第三阶段的代表是王国维和清华国学院的学者,清华国学院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绩,无愧于世界第一流的中国研究。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重新认识1920年代的新国学运动和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典范与历史意义。

一次宁静的革命: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

北伐前成立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部,在文化立场上偏守旧,而学术取向则更趋新,有着与众不同的主动追求。主事者吴宓想办一个突破边界、融合中西的新式书院,通过培养"正直高明之士"来影响社会。他并无太多口号和宣传,尽可能以静默的方式推行其具有革命性质的变革。吴宓坚持讲授经史小学为主的"普通国学"与向西学开放的"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针,以师生必须常川住院的密切接触方式挽救新教育体系下的师生疏离,通过分科以教授个人为主来颠覆西式的学科分类。这是一场小小的制度革命,最后以吴宓辞职黯然结束。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存废之争及其现代启示

诞生于"整理国故"运动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盛极一时,却很快地宣告停办。其深层原因,缘于改办大学之后,清华内部的学术生态、权力结构和校园思潮等一系列因素的消长。首先,由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并不符合现代大学体制,研究院与大学部的关系紧张。其次,随着清华少壮派教授之崛起,确立了"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及传统,改变了校园的权力结构。最后,"清华文化运动"为激进政治思潮所取代,校园思潮有显著而迅疾之转移,国学研究院失去了维系其存在的"民意基础"。清华国学研究院虽是"昙花一现",却有其独特的学术建树和丰富的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