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化”到“本土化”: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缘起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展开,清华园里相应地出现了一股文化运动的思潮,当时称之为"清华文化运动"。在这场文化运动中,感染时代精神的清华师生们,开始以犀利的眼光,反省清华教育中的"美国化",重新检讨清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形成了中西文化调和的校园思想氛围。深处其间的清华学子们,同时感受"整理国故"运动的强烈影响,于是从批评学校忽略中文教育发端,而后扩展至呼吁学校加强国学教育,直到最后在多重因素的衡量之下,校方遂在清华改办大学之际,创立了旨在"中西并重、新旧沟通"的国学研究院。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及治学精神

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1929),是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涌现的一个著名学术机构。与同时期其他国学机构相比,清华国学研究院既有援引西学,重建现代学术体系的一面;又有继承儒家教育理想与治学路径,结合西方知识工具,致力于阐发传统学术之特质的一面。因此,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学术社群的治学精神,皆有其鲜明的特性。

从北大国学门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对现代高校学术机构体制与功能的一项考察

在近年学术界颇为趋热的二十世纪学术史回顾与研究中．有关现代高校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尤其是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讨论．始终是人们比较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一方面固然与两校在现代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有关，但更主要的．显然是因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制度刨建过程中确起有某种开风气、示规模的作用之故。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文化内核初探

作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独特存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文化内涵蔚为大观,其文化资源在育人中也显示出综合优势,发挥着深远的教育影响。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文化意蕴进行分析与解读,求取新知是其根基,独立思考、自由氛围、批判思维和创造精神则是其文化内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中,为实现求取新知的文化诉求,独立思考成为必然要求;而为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自由氛围亦是无可或缺的文化要素之一;在独立思考和自由氛围的文化内核影响下,批判思维获得生长的土壤和养分,并促使创造精神的进一步出现。探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文化现象,对其文化内核进行深入剖析,有利于理解清华国学研究院“神话地位”的形成。

清华国学研究院之于“双一流”建设的启示意义——学术组织治理的视角

清华国学研究院在短暂的四年办学历程中,以其卓越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实绩,书写了一段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和学术制度史"传奇"。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将清华国学研究院作为高等教育组织系统中一个具体而微的鲜活存在,借鉴伯顿·克拉克的学术组织治理框架,文章从对国学进行"学科规训"、抱定"寻出中国之国魂"的信念维系和维护"学术之独立与自由之精神"的权力配置三方面,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办学经历与成效进行考察。大学学术组织治理应以"学科规训"为基,以"文化维系"为魂,以"权力下放"为要,以"生境营造"为重。

“最牛毕业证”背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杏坛传奇

网上曾热议一张民国十五年的毕业证,其主人叫李鸿樾,“清华学校研究院”毕业。这张毕业证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证书中签署姓名的有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都是“牛导”,难怪有人称这张毕业证为“史上最牛毕业证”。

近代“国学”的发生与演变--以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典范意义为视角

近代以来"国学"在不同语境下表达出的不同观念,可分为三个方面,即救亡意识主导下的、政治取向的国学观念,启蒙思潮主导下的、文化取向的国学意识,以世界汉学为参照的、学术研究的国学观念。近代国学概念的定义也可分为三种用法:第一种指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第二种为扩大的用法,即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简称;第三种是指近代以来以传统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的体系,即国学研究。国学研究在近代的演进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在学问方法上延续清代的考据学、训诂学,而在观念上导入近代文化意识;第二阶段的特色是呼应新文化运动、强调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潮;第三阶段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突出代表的、汉学化的国学,即与世界汉学、世界学术接轨、合流的新的国学研究。近代国学名家的第一代以章太炎为代表,第二代是太炎门人所代表的北大学者,第三阶段的代表是王国维和清华国学院的学者,清华国学院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绩,无愧于世界第一流的中国研究。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重新认识1920年代的新国学运动和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典范与历史意义。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存废之争及其现代启示

诞生于"整理国故"运动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盛极一时,却很快地宣告停办。其深层原因,缘于改办大学之后,清华内部的学术生态、权力结构和校园思潮等一系列因素的消长。首先,由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并不符合现代大学体制,研究院与大学部的关系紧张。其次,随着清华少壮派教授之崛起,确立了"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及传统,改变了校园的权力结构。最后,"清华文化运动"为激进政治思潮所取代,校园思潮有显著而迅疾之转移,国学研究院失去了维系其存在的"民意基础"。清华国学研究院虽是"昙花一现",却有其独特的学术建树和丰富的现实启示。

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的原因

历史学院朱洪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存废之争及其现代启示》（《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一文指出，20年代中后期，为改变清华“美国化”的社会形象，因应知识界提升中国教育水平的强烈呼声，清华当局决计改办大学，并创设国学研究院。清华国学研究院，延揽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和李济等著名学者人院执教，一度盛况空前，却很快地宣告停办。其深层次的原因，缘于改办大学之后，清华内部的学术生态、权力结构和校园思潮等一系列因素的消长。

浅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

本文论述了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的本意，即培养国学专门人才，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交流、融会与创新。指出对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人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应作具体分析。介绍了国学院融合中西古今的优秀教学法，注重个人自修；因才施教；注重治学方法的指导与培养；治学和做人并重，鼓励学生立大志、树新风，“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的教学传统。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生情谊

本文记述了陈寅恪应聘到清华国家研究院任教一段令闻嘉誉的故事，撰述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吴■诸师间，以及师生间，师爱生，生尊师，“师弟之间，恩同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的真挚情谊。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工作

该文论述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的理解，及其研究国学的目的和方法；介绍了他们治学的特点与成就，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诸导师在学术研究上的开拓与创新；认为他们为国学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国史、国学与国家——浅释民初清华国学研究院四位史家之思想与史学

清华大学四大史家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李济之人生路程、人生观与文化观,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生于清朝末年,都是南方人,"旧学"根底都很深厚,都对"西学"即所谓"现代科学"与"科学方法"下过功夫。以上四点对他们的学术路程、思想定向、世界观与人生观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四位史家到清华执教时,思想与国家观已成型,以后鲜有改变,而其最后之生命归宿亦因之而注定。四位先生之治学皆起始于国学,后转究西学,再回应国运与世势之变而归入国史之研究,乃成其终身大业。其间由于家世、家学、个人品性与人格、人生经验、立身之文化观与世界观等等因素之异殊,而使其个别经验路程不同,但亦各有创新国学系统与开辟国史新研究领域之划时代贡献。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与教育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四位史家密切相关。四位史家在清华执教的1925年夏至1929年春这段时间,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黄金时期,使清华成为中国史学第一重镇,短短四年间培养出数十位史学精英。总之,国家变化、政治失修、社会失调及于个人世界之安危,使中国学术出现新局面,而国史之重整与翻新亦多为其相连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