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是儒家著作吗——兼与李均明等先生商榷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的整理者李均明认为《殷高宗问于三寿》是儒家著作,但他所举的例证却并非儒家所独有的思想,而是儒家和黄老学共同的思想。从《殷高宗问于三寿》关于"心"的论述来看,与儒家思想具有明显的不同,《殷高宗问于三寿》不可能是儒家著作。从《殷高宗问于三寿》相关字句来看,它也不太可能是成书于春秋末期之前而构成儒道共同的思想资源。《殷高宗问于三寿》中充满恐惧的情绪,这一点近于《老子》,而且《殷高宗问于三寿》具有从天道到人道、从养生到治国、因循等黄老学独特的思想特征,表明《殷高宗问于三寿》当是黄老学著作。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揆中”与荀子“礼义之中”——对儒家“中道”传统的再省思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提出要以"揆中法常"的原则来实现祥、义、德、音、仁、圣、智、利、信等九种"法度"。《三寿》是继《保训》之后,又一重现儒家"中道观念"的出土文献,既重视"礼义之中""刑罚之中""政令之中",还重视"仁义之中",具有仁礼一体的思想。《三寿》仁学是政治化的,而不是心性化的,这是与荀子"仁学"相似的地方,但《三寿》中仁礼的关系还没有像孔子和荀子那样的有机联系。《三寿》或为孔子之后、荀子之前的儒家文献。其关于"礼义化民"的思想,为荀子继承并理论化、系统化。这也再次证明荀子"礼义"系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三寿》、《保训》弥补了孔子和荀子之间关于"礼义之中"思想传承的缺环。儒家外王的"中道"思想,自西周以来就已经成熟,周秦之间,传承有绪。而今天谈全面继承和发展儒学,必然要认真面对以荀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学的外王"中道"思想。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与先秦“访问”制度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源自可靠的战国问对文献,简文所言商王咨政之事为研究先秦'访问'制度提供了新的证据。先秦'访问'仪式有其一套完整的程式,咨谋者是问对的主体,问询内容是咨访行为的关键。耆老由于德高望劭与巫职背景,故有'献言'之责,君王也有'养老乞言'之需,这都源自周代咨政礼仪。访问仪式及活动直接催生了问对文献的生成,曾流布于社会上关乎邦国成败的'德言'也被大量辑录而成'语'类文献。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与先秦儒道的公平公正思想

《殷高宗问于三寿》中的"揆中水衡"应解释为治国当做到持守公平公正,就如水面一样平整,也暗含着要以"法"来"揆中"。儒、道两家均要求治国公平公正,但保障儒家公正观施行的主要手段是财富分配的均平以及公正地选拔人才,而《殷高宗问于三寿》则是以"法"来保障公平公正,并且儒家的公平公正观是一种德性伦理,而《殷高宗问于三寿》的"德"主要着眼于政治,而非道德主体问题。道家的公平公正观则是以效法道(天道)为前提的,这与《殷高宗问于三寿》类似。在道家中庄子与黄老学的公平公正观有所不同:庄子认为儒家的公正观是建立在仁义基础上的,而仁义是一种私意,与《殷高宗问于三寿》肯定仁义的立场有所不同;黄老学则肯定仁义并提出用"名""法"来保障公正理念的实施,这在《殷高宗问于三寿》中得到体现。可见,《殷高宗问于三寿》的思想立场更近于黄老学。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与先秦儒道的心论和性论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对于"心"、"性"均有论述,认为"夫险莫险于心",与先秦儒家关于"心"是善的总体判断不同,而与先秦道家对"心"的认识基本一致,但《殷高宗问于三寿》对于"心"的思考还比较简单,对于先秦道家关于"无心"一面的论述完全没有涉及。《殷高宗问于三寿》认为民性包含"阳"、"晦"两部分,肯定"晦"而否定"阳",与先秦儒家论性距离较远,总体与先秦道家贵阴贱阳思想是一致的。《殷高宗问于三寿》的心性说是先秦道家心性说中的重要一环,它可能晚于老子,早于《管子》四篇和《黄帝四经》,大致与《庄子》年代相当,但其理论重心与《庄子》不同,《殷高宗问于三寿》对于"心"、"性"的探讨都是为了治国,体现出战国黄老学的思想特色。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殷高宗问于三寿》“■”解诂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殷高宗问于三寿》的“■”,根据语言结构分析,字面上应当是一个表示正面积极意义的词语。“■”读为“宠”;“■”释为“■”,可读为“光”或“皇”。“■”即“宠光(皇)”,有恩宠光耀之意,金文及传世文献中皆有例证。整句话可理解为“君子不读书学文,就如同小人只有外在的恩宠荣耀,却缺乏亲人、爱人的美好品德”。《三寿》的文本中蕴含着儒家学派的思想内涵。“■”与“荣华”之间是否有语言学上的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清華簡校釋三則

清華簡《殷高宗問於三壽》簡15之“尃民之”當讀爲“輔民之過”,意爲“輔助匡正人民的過失”;《治邦之道》簡9之“■”當釋爲“咸”,讀爲“湛”,訓爲“沉湎”;《八氣五味五祀五行之屬》簡7之“攸”當讀爲“流”,訓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