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史《续文苑底稿》广东文士记载的形成

清史《文苑传》等正史类传对广东学人的记载,是岭南文化影响扩张的一个重要事件,但因相关档案深藏内府,无人知晓。通过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续文苑底稿》等清史档案,可大致还原清史《文苑传》对岭南文士记载的形成过程。广东文人群体在清史《儒林传》与《文苑传》纂修的早期阶段一度未被记载,但在1884年至1888年清廷集中续修时境遇大改,多达七人在清史《文苑传》中被列为正传。这七位广东学人连同附传人物,书写了清朝从顺治到道咸时期广东学林的状况。广东学人集体被记入正史,是朝野多方力量作用的结果。广州府学纂辑、广州府呈报的《采访册》是少有人知的清代广东学人合传,成为广东学人记载的基础。总纂谭宗浚和缪荃孙等人直接负责纂辑广东学人传记,他们采纳了《采访册》中的某些记载并进行修订,最后形成清史《续文苑底稿》中广东学人的诗文史和经世学记载板块。清史《文苑传》对广东学人群体的整体记载和书写,对今天研究岭南学术文化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潘錫恩與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

纂修官潘錫恩對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有重大貢獻,但以前學界未有關注。潘錫恩在道光二年至三年間,纂輯了清史《文苑傳》的十四個正傳,幾達該書第一次稿正傳數量的三分之一,對該稿的成書意義重大。潘錫恩對《文苑傳》的論述也有重要貢獻,本文討論了他在詩學史和史學兩方面工作。潘氏幫助書寫了《文苑傳》詩學主幹,確立了以王士禎爲中心的順康詩學史論述主線,確定了《文苑傳》的詩學史記载開端,並延伸到雍正乾隆朝。在此過程中他强化了《文苑傳》所記清朝詩學特色,記栽了崇宋詩潮流的興起。潘錫恩通過纂輯《谷應泰傳》等幾個傳記,建立了《文苑傳》的史學板塊,以《明史》纂修爲線索,凸顯了清代史學的特色。

论姚永朴《文苑列传》对桐城派史的书写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而历时百年的清史《文苑传》纂修形成的多个过程稿,有对桐城派史的系统记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国史馆和清史馆全宗中的姚永朴所撰《文苑列传》,此传展示了姚永朴对桐城派史的纂述之功。姚永朴增立了戴名世、吴汝纶等传,并重纂了方东树、梅曾亮和管同传,重写了桐城派史某些内容。姚永朴的《文苑列传》大部分未被采用,但不失为桐城派史的珍贵文献。除了刊行的《清史稿》等显明成果之外,《文苑列传》等史料进一步佐证了桐城派史的厚重。

纂述权力与诗史构图:《蒋士铨传》与清史《文苑传》对乾隆朝诗学史的书写

《蒋士铨传》在《文苑传》的乾隆朝诗学史记载中,具有重要地位,反映了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的乾隆朝诗学史的形成过程。《蒋士铨传》特别突出了传主"忠"的特点和艺术特长,更非一人之传,而多方涉及清史《文苑传》描绘的乾隆朝诗史的全局。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中的《蒋士铨传》是总裁、副总裁和总纂共同的作品。陈用光有纂辑之功,但总裁曹振镛的影响更加巨大。他让蒋士铨弟子陈用光纂辑《蒋士铨传》,并指示把与蒋士铨齐名的袁枚、赵翼排除在《文苑传》之外。因此,《蒋士铨传》及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对乾隆朝诗学史的记载残缺,是曹振镛领导的纂修团队刻意为之的结果。

昭代雅音,渔洋为宗:王士祯与清史《文苑传》顺康诗学史的书写

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是清朝高层对其本朝近二百年文坛的总结,其诗学史论述内容丰富。本文基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文苑传》钞本,集中讨论其中有关顺康诗坛的记载。文章指出王士祯不仅在本体意义上是顺康诗坛领袖,也在认识论层面上对顺康诗学史的书写发挥了重要作用。《文苑传》第一次稿利用诗坛盟主王士祯来书写和定义了清廷高层意图定位的清代诗学史,将诸多诗学人物联结为一个系统论述。王士祯在清史《文苑传》中的崇高地位,与清国史馆总裁曹振镛以及总纂陈用光、潘锡恩等纂修官的诗学立场有直接的关系。曹振镛、陈用光、潘锡恩等人均是翁方纲门生并受到翁氏诗学观点的影响。王士祯的个案说明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的诗学论述值得重视。

桐城传人与文苑列传

清史《文苑传》对桐城派的记载是该派学术地位的重要表现,但从未得到系统研究。文章基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研究清廷国史《文苑传》第一次稿对桐城古文的记载。该书记载了8位以古文著称的学者,书写了一条清代"古文"发展的线索,而桐城学者占据了古文记载的重要地位。《钦定国史文苑传》的古文论述迎合了清廷"崇程朱、重学术、好淳正"的文体偏好,同时因总纂官陈用光系桐城派传人,他将桐城派骨干人物作为正统写入了国史,其诸多观念体现于桐城古文的记载。某种意义上,《钦定国史文苑传》对桐城文派形象的塑造是桐城派后学的"夫子自道",应当引起重视。桐城派在清史《文苑传》中被认定为古文正统,而且桐城派的传人掌握了纂述的权力,这是桐城派的古文正统地位的一个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