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高安市博物馆藏清同治铜炮考略

清同治前装式滑膛铜炮,原属瑞州府衙所有。1983年5月,在府衙原址办公的高安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清理仓库时,发现了这门铜炮,后移交给高安市博物馆收藏,现为二级文物。此门铜炮铭文清晰,炮身有确切年号和督造人之名,完好如新,是研究清代兵器、太平天国运动以及高安地方史的珍贵实物例证。

以清同治《新喻县志》校补朱熹作品四则

由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等主编的《朱子全书》是朱熹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成果,也是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其校勘体例以对校为主,本校和他校为辅,一般不作理校,因此会出现一些疏误。在清同治十二年所修的《新喻县志》中,收录了几篇朱熹的作品,与《朱子全书》在文字上有不同,因此将影响文意理解的几处异文整理出来,尽可能援引史料以辨是非,没有旁证可引的则存疑以供研究者取舍。同时,还补充了一封《朱子全书》中未收的书信。

清同治光绪年间内廷伶人的时代特征及畸形的文化认同

同治光绪年间是清代内廷戏曲发展史上的一次高峰,亦是京剧艺术在宫内得到逐步发展、壮大,确立其戏曲文化主体地位的重要历史时期。从咸丰年间京剧伶人在宫内"崭露头角",至同治年间的"偃旗息鼓",再至光绪年间,与?平署"内学"、"本家班"("普天同庆班")的"三分天下",京剧伶人一步步成为宫廷戏曲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光绪九年至三十四年的25年间,更是成为京剧伶人入宫的最集中时段和高峰时期。此时期入宫的京剧伶人无论在来源、身份、承差方式、薪酬等方面,均与乾隆时期入宫的民间昆曲伶人显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与差别。

清同治百子图瓷盘

故官博物院藏品中,有一件同治时期的百子图大盘。此盘是为同治帝大婚而特制的一批瓷器中的一件,盘口直径64、高10厘米,底足直径36厘米。盘里和底心用白釉作底色,外壁则用明黄色釉作底色,在盘心和内壁上是天真烂漫的儿童玩乐场面,细细数来,是整整一百个小童,属於讲究而典型的百子图之例。以婴戏图做为装饰题材的陶瓷器。

清同治年间新疆民团勇目张和史事考

新疆民团是同治年间出现的历史现象，初本是一种乡土自卫组织，随着清朝收复新疆战役的全面展开，逐渐演变为一支在清朝官府统一节制下的本土武装，在配合清军全面收复新疆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新疆民团建勋卓著的勇目有多人，但《清史稿》仅为徐学功一人列有专传，其余勇目都未见于史传，其中，张和不仅是奇台民团的杰出勇目，而且是第一位新疆民团的首领。他的历史活动，集中反映了新疆世居汉人本土意识觉醒已成为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历史因素。

清同治年间奉天诰命在赵县发现

清同治年间奉天诰命在赵县发现１９９３年２月，我们在赵县秀才营村发现了一件清朝同治年间赐封兰翎侍卫加三级李蕴隆之伯父李学朱为昭武都尉、伯母刘氏为恭人的《奉天诰命》。该诰命为黄绫，长２７５厘米，宽３２厘米。正面有“奉天诰命”４个篆字，底色为兰、深兰、红、...

大清同治皇帝生肖纪念牌赏析

这是一块清同治戊辰年铸造的高浮雕五爪金龙生肖纪念牌（图1）,红铜铸造,背面机制,正面雕刻,雕工精绝,工艺纯熟,包浆厚重,时代特征明显。正面雕琢一条年轻的金龙,在追逐一颗硕大的龙珠。张牙舞爪,阔步追赶,肢体矫健,前臂位于身体同侧,身形扭曲,蓄势待发,龙珠似乎已经唾手可得。龙头为侧面,须发稀少,龙角分叉不明显,显得异常年轻英俊。眼睛凸出,为典型的中国传统雕塑技法。

清同治十年(1871年)刊本《叶县志》述评

叶县地处河南省中南部,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叶县志》创修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历经明清两代,多有修纂,现存有四种版本。其中清同治十年(1871年)刊本《叶县志》与前几部相比,无论是体例、内容,还是历史考证力度都大有增加。该县志不仅记述了叶县当时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状况,还通过收集、整理史料并加以较为严密的考证记述了叶县的历史,呈现出史与志相结合的特点,具有较高的历史地理学价值。

清同治二年癸亥科廖寿恒会试朱卷

廖寿恒(1841—1903),字?生,号仲山,嘉定人。清同治二年(1863)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河南学政、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等职,官至礼部尚书。著有《廖宗伯奏议》。

清同治壬戌岭南名士叠祝明张丽人生日雅集纪略

明末女诗人张乔(1615-1633),字乔婧,号二乔,人称张丽人。其为人目无金夫,独亲文士,与明末广东气节之士多有交往。擅诗词书画,有《莲香集》传世。南明弘光元年(1645),张乔友人彭日祯孟阳,率广州名士葬张乔于白云山麓小梅坳,入诗一章,植花一本以吊之,号花冢。入清后渐被称作百花冢、百花坟,为广州名胜之一。

清同治年间至20世纪60年代包头城区空间形态演变研究

本文以城市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借助GIS技术,运用同治年间至20世纪60年代的7个不同时期历史地图,利用扩展强度指数、紧凑度和分形维数等方法,计算同治年间至20世纪60年代包头城区空间形态演变参数,进而定量分析研究区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该时段研究区城市扩展强度指数呈上升趋势,扩展面积逐渐增大,其中1953年—1962年间为扩展最为明显的时期;该时段研究区紧凑度指数波动下降,而分形维数整体上波动上升,反映出城市轮廓逐渐趋于整齐与稳定。

清同治六年剿捻功牌考

1990年4月6日,安徽省潜山县进行全县文物普查时,在岭头乡蓟河村老屋组村民朱邦焰家中,发现了一件清同治六年(1867)八月湖北巡抚曾国荃颁给朱松林的六品功牌,后移交潜山县博物馆收藏。该功牌皮纸,蓝墨刷印,高165厘米,宽55厘米。除四角稍有残损外,基本保存完好(图一)。

清同治状元洪钧殿试策 刊本

此刊本是清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状元洪钧的殿试策,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皇帝制定的策问,本场考试,同治帝从'懋修以建极,节用以阜财,训卒以诘戎,明罚以敕法'四个方面提出治理国家的方略,并要求考生'详明著于篇,毋泛毋隐'。第二部分是每个考生应试前必须开具的三代履历,记录了洪钧的年龄、籍贯、科举历程及三代未仕等信息。第三部分才是洪钧的殿试对策。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河州善后局厘定田赋清册

清同治年间河州变乱后,当地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清政府设立河州善后局维护地方秩序,处理善事后宜。该《清册》主要记载了当时民众缴纳银粮旧册被毁,河州善后局为“厚民生、减灾害,立定章、杜后患”而颁发的清理田赋的通知。内容为东乡金龙池八角山头社一百三十多户回族户名、民族、居住地及自业地的上地、中地、下地数,应承纳银粮的具体数量,要求民众今后缴纳赋税应以该《清册》为准。《清册》共110页,宣纸手写而成,是研究河州地区税赋管理、民生恢复状况的重要原始资料。现藏于临夏县档案馆。

清同治五年(1866)结状(复制品)

(上海嘉定博物馆藏)清代科举考试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因童生入学是进身之始,虽年龄不限,但对童生身份的认定非常严格,定有保结制度。其基本原则是:一、报考童生必须是本籍,严禁冒籍;二、须身家清白,非系优倡隶卒之家;三、无刑丧等各项违碍之举;四、无枪替之弊;五、须廪生作保,并五位童生互结与邻里甘结等。符合条件者,准应童子试。

清同治五年的客家研究

清同治年五年(1866),即十九世纪后半叶,黄遵宪的《送女弟》、林达泉《客说》和杨懋建《嘉应识小书》等,开创了一个客家研究的新时代。

清同治十年辛未科朱元治会试朱卷

朱元治(1836—?),字冠石,号叔平,又号子京,朱右曾三子,世居嘉定县南门大街。同治六年(1867)丁卯科顺天乡试中式第10名举人。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会试中式第31名,殿试第二甲第94名。朝考二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刑部主事。

介绍一件清同治款粉彩人物帽筒

本文主要介绍帽筒的起源及纹饰,沁阳博物馆藏清同治款粉彩人物帽筒的形制样式,精绘画面、摹本来源及意义。帽筒上表现的人物形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心理的反映,亦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写照。有专家通过调查地方民风民俗,结合史料,认为帽筒起源于清康、雍、乾时期的山东省,当地老百姓在嫁女儿时,希望新人成双成对一心一意,白头偕老,使用一种比笔筒粗大而高的瓷器作为陪嫁物,民间俗称嫁妆瓶。

《同治五年长垣创修土埝碑》考释

秦朝时,长垣始设县,垣即防御水患而筑的城墙。长垣因黄河而生,以县有垣得名。实际上,1855年铜瓦厢决口之后,黄河向北直冲长垣,长垣县遭受黄河改道、溃决、泛滥的影响,百姓生命、农田屋舍受到威胁。无奈之下,清政府在长垣县以修民埝开始治河。《同治五年长垣创修土埝碑》系清同治五年(1866年)由长垣县知县王兰广撰书,碑高240厘米,宽54厘米,碑额篆书“砥柱黄流”。长垣政协编写《长垣金石志》中进行收录,但是并没有对此碑刻进行系统研究。本文通过探究碑刻的产生背景,研究《同治五年长垣创修土埝碑》的碑文内容,探讨碑刻的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

清光绪年间谭鑫培内廷演戏考证

谭鑫培,中国近代京剧名老生,享有"伶界大王"的美誉。在其长达60余年的演艺生涯中,"同光年间"不仅是谭鑫培艺术道路逐步走向繁盛的关键时期,亦是其在内廷担任"民籍教习"、深受慈禧太后赏识,在宫中确立舞台地位的重要阶段。研究这一时期谭鑫培的内廷演戏活动,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艺人的从艺经历、深入理解谭派艺术的形成、魅力与影响,亦对研究此时期"民籍教习"在"内廷"与"民间"京剧发展中的桥梁作用,丰富清代内廷演戏、中国近代戏曲史、京剧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