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清商·楚商

商者,原为商人之磬。“商音”,乃五帝之遗声,是赫赫有名的商人之音。此《礼记·乐记》所谓“爱者宜歌”“肆直而慈爱”的“商声”,在《史记·乐书》里,被诬为“亡国之声”“靡靡之音”。战国时期“乐戒商音”,是因律学原因而不取“商声”,与政事无关。“清商”特色之音是太簇升高一律(半音)的夹钟商,后泛指汉魏六朝乃至隋唐之“清商”“清乐”,一度成为华夏正声。见之于古琴曲的“楚商”,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六声调式音阶,至今湖南仍有使用这个调式的民歌。“楚商”除调式音阶之义外,又泛指楚地之乐。楚地之清商、楚商、侧商等,成为魏晋隋唐中国音乐主调。迄今西北戏曲、民歌多使用楚乐侧调之“苦音”,也常常与“花音”交替使用。

曹操与清商乐

汉末大乱不仅使整个社会遭受严重的破坏,也使文化学术遭受浩劫,众乐沦缺。曹操作为一名富有文人精神的政治家,凭借其政治的实力,在促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曹操参与了清商乐的创作,在音律、辞赋、歌舞、收集、创作编排等方面对清商乐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他提倡文人创作,搜罗歌舞伎乐人才、设立清商署,对清商乐作出了重大贡献。

清商官署沿革考

从职官制度沿革的角度出发探讨清商官署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发现这一乐官机构自出现到消亡,大致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曹魏到西晋是清商官署的初建期;东晋宋齐是清商官署的中断期;梁陈北齐是清商官署的重建期;隋唐两代则是清商官署的衰亡期。通过以上探讨还可以看出,清商官署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清商乐的兴衰也有着内在联系。

清商乐流传考略

清商乐始于三国曹魏,流行于西晋时期;西晋灭亡后,"魏晋清商旧乐"在北方辗转流传于多个政权之手,最后随着东晋刘裕灭后秦而被带到南方。宋齐以来,这批旧乐和南方的吴声、西曲结合而形成"南朝清商新声"。由于战争掠夺等原因,清商新声又多次流传回到北方,从而对北朝音乐产生了重要影响。至隋唐时期,清商乐逐渐走向衰亡,但其艺术因子却被法曲所吸收,并对南曲及傀儡戏音乐产生了一定影响。

杂舞曲转隶清商考

杂舞曲多为汉魏中原旧曲,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自北魏孝文帝、宣武宗与南朝齐、梁频繁发生战争,并大量掠得这些舞曲伎艺以后,开始把它们划入清商乐的范畴。随后,北齐设立清商官署,这批乐舞更转而隶属此署管辖。不过,在东汉末以至南朝刘宋的汉人政权中,杂舞曲却一直隶属总章官署,而与清商乐关系不大;即使齐、梁、陈几代,南朝杂舞曲也从未发生过转隶清商官署的情况。近人笼统地把杂舞曲视为清商乐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清商调式简论

清商音阶是一个客观存在,在四川南部山区,这样的民歌还大量在民间流传,有必要研究它,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曾侯乙钟律与清商律的比较研究

清商音乐起源于先秦,盛行于西汉。曾侯乙编钟产生于战国时期,它的音律基本形态结构是否与清商律有一定内在联系?文章认为无论曾侯乙的甬钟还是纽钟以及信阳的春秋等编钟,在律列或音阶的结构上都几乎与无射清商律或清商调相同,由此证明曾侯乙编钟的确存在着在音乐基本形态方面与楚音乐文化的亲缘关系。

从演唱方式看清商曲辞艺术特点的形成

东晋南朝时期,受荆、扬一带婚俗的影响,南方民间情歌特别发达,这些情歌即兴创作的背景、方式及其交际功能,与清商新声的演唱方式,从两个方面共同决定了清商曲辞通俗短小、男女赠答及重抒情、轻叙事等基本的艺术特点,并进而影响到文人的创作,甚至成为唐代绝句的滥觞,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诗歌和戏曲日后的发展方向。

清前期日本对清商生活管理制度初探

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中日贸易过程中,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清商滞留长崎从事贸易,为安排和管理他们在长崎港内的生活,日本官方制订出一整套灵活多变的清商生活管理制度。同时根据中日双方贸易形势和本国贸易政策的变化对其进行适时的调整,从起初的差宿制度到后来的宿町制度再到最后的唐馆制度。这些制度对管理入港清商的生活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对整个清前期中日贸易的维持和延续也是一个重要保障,体现了日方对当时的本国情况和中日贸易态势的理性思考。

明清商书的出版传播学考察

所谓明清商书，是指明代后期以至清代商人或书坊编撰出版的，以商业经营、商业道德、商品知识和行旅指南为主要内容的，以商人阶层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日用类图书，亦称作商业书、商人书、路程书等。这类图书在当时行销颇广，传抄甚多，且独具特色，是明清出版传播领域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就“清商音阶”命名答陈应时先生

本文作者在2009年杭州"东亚律学第四次学术研讨会"上提交《对"燕乐音阶"再思考的思考》,同赵玉卿讨论"五正声再带有‘清角’和‘清羽’音阶"命名问题,不同意将其命名为"龟兹音阶",认为应称为"清商音阶"。因与此问题有关,陈应时就该文撰《就音阶命名问题答杜亚雄》作出回应。本文为杜亚雄对陈应时文中所提的几个问题作出的回答。

闭关锁国时期日本对清商的政策

近年来,随着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深入开展,有关清史研究的一些新问题随之涌现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由于大量中日文档案及新文献资料的被查阅被发掘,使得重新审视清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凸现。为此,我们特意约请了四位专家学者,分别对清代中日关系史的开端问题、闭关锁国时期日本对清商的政策、正德新例与康熙朝的中日关系、日俄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围绕海上中立权的交涉等中日关系问题作新的探索。此一研究课题,无论是对目前的学术研究还是对现当代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都是有益的。

平、清、瑟三调之于“相和”、“清商”

近世各种音乐词典、相关著作及文章中多认为历史上的平调、清调、瑟调三调先为"相和"所用,后为"清商"所用。但亦有探讨相和歌与清商乐之区别,且只认同三调属于清商乐者。笔者赞同后者,认为相和歌与清商乐之间没有直接承接关系,三调亦不为"相和"所用。

清商乐曲辞定义、内涵与范畴界定

清商乐又称清乐,在汉魏六朝是流行于宫廷与民间的乐种,其主要特色是清越。清商乐曲辞的范畴界定是从其涵义而来,其主要定义、内涵即是"俗"乐。清商乐包含的歌辞不仅是乐府诗的《相和歌辞》与《清商曲辞》,还包括《杂舞歌辞》、《杂曲歌辞》与《琴曲歌辞》。清商乐承继了主要以国风与楚声为主的先秦乐曲,在汉魏时期由于高层的喜爱而蓬勃发展,发展至六朝则达到高峰。

论“清商”成为妙曲代称的原因与意义

“清商”最初是专指性的音乐术语。它成为妙曲的代称,完成于汉魏之世。“清商”内涵的这层演变,主要与当时的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器乐与人声相结合的歌舞乐开始盛行,二是时代普遍缺乏较为精确的乐律知识。本文的探讨说明,是“清商”而不是“清徵”、“清角”成为妙曲的代称,反映的正是汉魏时期音乐史的发展轨迹。

清商怨

关河愁思望处满。渐素秋向晚。雁过南云,行人回泪眼。 双鸾衾裯悔晨,夜又永,枕孤人远。梦未成归,《梅花》闻塞管。 ①关河:泛指关山河流。 ②素秋:秋天;向晚:临晚。 ③衾(qin):被子;裯(chou)

浅谈清商乐舞的艺术特征

作为流传已久的舞蹈形式,清商乐舞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性,是我国舞蹈发展史上一段耀眼的历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清商乐舞在魏晋南北朝统治阶层的提倡与和专业舞蹈艺人的不断改进下,更具观赏性与艺术表现力,使清商乐舞从民间舞蹈逐渐成为宫廷艺术。本论文以魏晋南北朝清商乐舞为研究对象,以清商乐舞的历史发展历程为脉络,以清商乐舞的发展状况、审美特征、文化价值为研究主线,探索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文化特征。

清商龚恪中及其与日人的文艺交流

雍乾年间,寓居苏州的晋江商人龚恪中,与当时的上层文人沈德潜和惠栋等人过从甚密。考察清商龚恪中及其家族,可知其通商日本长崎港,不仅与日人诗书酬酢,还将清国画作和徽墨东传日本,将古梅园墨及墨谱西传中国,客观上充当了中日学术和文艺交流的媒介。

新常态视野下新型政商关系构建--基于“亲商”与“清商”的双重视角

良性政商关系的构建对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发展影响尤为深远,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新常态下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需要政府从"亲商"入手,落实官员"亲商"行为规范、积极建设服务型政府、注重企业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在实现"亲商"的过程中,强调在"亲"的基础上保持"清"的界限,通过构建政府官员"清商"行为规范、完善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创建平等有效沟通渠道、透明交流过程以及加强中小企业权益保护等方式,塑造政企"亲上加清"的互动模式。

援琴鸣弦发清商——相城十绝之琴弓

打开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字典《说文》，上面对“弓”是这样注释的：“弓，以近穷远。”也就是说，弓，把箭射向远处。狩猎也好，擒敌也好，作为兵器，弓永远伴随着金戈铁马。即便是体育竞技中的弓，“射”，仍是它的唯一功能。然而有一种弓，它的功能不再是“射”，它就是用于演奏的弦乐乐器的弓。这种作为弦乐乐器的弓，就是琴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