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造之式:清宫造办处制器的样式规范

清宫造办处作为清代皇帝的御用制器坊,皇帝的个人审美对造办处的制器风格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制器样式上,自雍正帝明确提出“恭造之式”的规范后,造办处的制品逐渐呈现出明显的皇家风格,多表现在“薄、细、雅”三个方面;后代皇帝,虽有不同,但也并未脱离大体。在制器过程中,造办处在材料、样式、制作和使用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使制器样式逐步成为内廷独有的“恭造之式”,而这些带有“恭造之式”的器物不仅是当时皇帝权力和皇家财富的象征,也是展现清代造物艺术风格的代表性器物。

清宫造办处概说——兴盛时期的作坊情况与工艺成就

清宫造办处始于康熙朝,终于宣统朝,其主要职能是制作宫廷需要的各项器物,这些集上乘工艺、珍贵材料及帝王审美制作而成的御用品,不仅用于宫苑陈设或皇帝欣赏,亦作为赏赐满汉文武大臣,蒙、藏王公以及馈赠外国国王、使者等用途。除此之外,造办处的工艺交流和发展也对我国的工艺制造起到了促进作用,是一个研究清代宫廷艺术文化的窗口。现以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些器物为对象,结合文献史料述说康雍乾时期清宫造办处的作坊、工匠及工艺。

清宫造办处成立若干问题新探

清宫造办处是清代重要的内廷制作单位.该文采用文献考证法,在梳理学界观点和档案的基础上,对清宫造办处的成立背景及时间、作坊及管理、匠役及交流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从建制化的角度看,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养心殿设立刷印"造办处"字样红票,标志着清宫造办处正式成立.其成立背景有两个:一为养心殿的御制传统,一为康熙皇帝的"西学"活动.清宫造办处从成立之初就身兼为帝王兴趣和帝王政治服务的双重任务.康熙朝清宫造办处在匠人管理、机构设置上都不甚完善,但帝王亲自督导和帝王对西方技术的兴趣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试论清世宗对清宫造办处的改革

清宫造办处发端于康熙朝,是清代宫廷最重要的工艺美术品制作机构.面对康熙朝遗留下来的宫廷技艺分散,清宫造办处作房不甚完善、各门技艺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清世宗登基伊始着力改革清宫造办处.这些措施包括收权于清宫造办处、定"内廷恭造之式"、管理事必躬亲.通过上述"改革三部曲",一方面清宫造办处在制作和管理方面更加规范化、自主化,奠定了清宫造办处在内廷制造部门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理清了清廷技艺的官制和御制体系,实现了皇权对技艺的控制.清世宗对清宫造办处的改革是基于对精美器物的渴求和利用双重原因.对于清世宗而言,清宫造办处是他舒展个人审美情趣的大作坊,更是他在前朝伸展治理手段的大后方.

技术史的民间化——清宫造办处传统手工行业现代传承老字号的田野研究

技术史的民间化,指从民俗学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研究被现代高新技术发展所忽略的传统手工行业及其知识传承的社会史,肯定其行业内部充满个性化、非商品的技术追求所带给人类的巨大创造激情和无限艺术魅力。这项研究还能观察到一个十分具体的事实,即在某些获得政府管理社会资源的传统手工行业中,其独特的技术、专门的工艺管理方式、卓越的艺术精品和合理的就业观等,是可以直接转型为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人类文化遗产及其多元生产文化组织的保护对象的。

从清宫造办处档案看珐琅作工匠组织管理

学界对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多从历史视角进行研究,主要关注重要历史人物与事件,以珐琅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与珐琅作工匠组织管理的成果并不多。在皇室御用管理制度中,工匠的录用评价体系、具体的管理事件以及民俗规制与行业知识内涵更值得关注,特别是工匠组织管理,包括工匠选用标准与补替制度、工匠放匠管理与腰牌制度、工匠评价标准与赏罚制度、工匠养膳制度与分级管理、工匠请假制度与民俗事件等五个方面。从工匠管理事件与行业知识传承关系的角度切入,对工匠组织管理的相关记载进行整理与分析,能够揭示珐琅工匠组织与民俗社会产生的多层联系。

论清宫造办处与景德镇御窑厂瓷艺风格

造办处是清代宫廷独有的机构,专事宫廷工艺品制作。清宫造办处对景德镇御窑厂瓷艺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下属的许多部门对御窑厂瓷艺施加各种影响,从而使御窑厂瓷艺呈现出完全符合宫廷审美趣味的艺术特色。

清宫造办处珐琅作行业工具知识的传承

传统手工行业与手工制品相衔接的最有创造活力的部分是行业工具,因而需要调查和分析工具在行业知识传承中的方式与特点,重点研究工具与工具的关系、工具与工匠的关系和工具与制品的关系。对应这三种关系,珐琅作的工具知识传承的民俗内涵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行业生产各环节的标志,二是行业认同的民俗标志物,三是行业知识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宫造办处玻璃厂、玻璃作名称及厂址考证

清宫造办处玻璃厂的建立和沿革一直是中国清代玻璃研究中有待厘清的重要课题,而档案中“玻璃厂”和“玻璃作”等名称的出现,又为该题目增添了纠结不清的地方。本文通过《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和内务府档案等史料,梳理了造办处玻璃作坊的发展脉络,包括考察建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位于北京西安门蚕池口的造办处“玻璃厂”在19世纪的两次厂址变迁,以及雍正时期“玻璃作”的新建、运作和西洋人的活动,并利用以上一系列论述,明确了“玻璃作”与“玻璃厂”的区别及各自承担的功能等。

清宫造办处里的西洋钟表匠师

从满族入关伊始直到嘉庆朝早期,前后有十几位西洋钟表技师服务于中国宫廷,大大提高了传教士在宫中的地位。他们在清宫做钟处的钟表制作和维修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清宫钟表制作走向繁盛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清官档案和相关中外文献,对这些匠师在宫中做钟处的钟表制作情况进行全面梳理。通过对清廷对西洋技艺人的征召和控制、造办处西洋钟表匠师传记以及他们与中西文化交流等几个方面的考察,本文认为西洋钟表匠师服务于清代宫廷,实际上是一场持续150余年历史的技术引进过程,这一过程与中国社会环境和宫廷文化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清代宫廷内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西洋钟表匠师在宫廷中集多重身份于一身,而且他们自己对每一种身份都要有所兼顾,成为宫廷关系网络中的重要节点。

从“中西融合”、“会通中西”到“中西合璧”——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中西艺术与设计交流考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宫廷工艺美术,代表了清代手工业的最高水平,并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留下了精彩的篇章。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不仅汇集了大批西方匠师,推动了西方艺术与设计在中国的传播,而且还主动学习和吸收西方艺术与设计的精髓。通过不断的实验和创作,将西方艺术设计融入到传统工艺中,使西方艺术与设计本土化,创造新的艺术风格,呈现出“中西融合”、“会通中西”、“中西合璧”的新特征,这正是清宫造办处中外工匠对中国工艺美术的突出贡献。本文从设计史学的视野出发,以“新体画”、“珐琅彩”、“御制钟”等设计分析为案例,考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中西艺术与设计交流发展史实,阐述有清一代中西艺术与设计交流的源流、脉络及意义、价值。

清宫造办处第五代传人柏德元漆艺界的不朽传奇

柏德元大师为清宫造办处第五代传人,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金漆镶嵌髹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柏德元大师从事漆艺五十七年,无限热爱工艺美术事业,始终致力于中华漆艺的传承与发展。

雍乾时期的手工技艺观念新视角——西方传教士与清宫珐琅作手工行业知识传承

从学术史上看,关于传教士在天文、数学、地理、绘画、音乐等方面作用的讨论颇多,而对传教士与造办处作坊的关系从手工行业知识传承角度鲜有具体个案研究。其实,观察西方传教士与清宫造办处的关系,手工行业知识传承的维度恰恰是绕不过去的。以手工行业知识传承的问题为切入点,描述传教士在清雍正和乾隆两朝清宫造办处珐琅作作坊内当差行走时的具体活动及其具体作用,呈现皇室珐琅作对传教士所操持行业知识的基本态度和管理特点,是发现珐琅作手工行业知识的多种结构和来源的有效途径。

清宫御制石鼓文房

作为中国文化瑰宝的石鼓,至唐代发现开始,就成为历代学者研究的课题,清乾隆时期,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石鼓研究,尤其是乾隆五十五年,对石鼓文化涉及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清宫造办处制作了大量的石鼓文玩,对弘扬石鼓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清代斋戒牌与清宫斋戒制度之变

斋戒牌因斋戒得名,斋戒源自祭祀。清代斋戒制度承袭明代,斋戒牌同样来自明代斋戒铜人的一分为二。斋戒牌在清代初期仍只是牙、木制作的案头陈设,至雍正时变为祭祀人员可随身携带、佩于胸前的牌式小器物。乾隆时期的斋戒牌种类愈加丰富、工艺更加精湛,其功能也逐渐从祭祀陈设物转变为配合重大节日而佩戴的饰物。斋戒牌贯穿清代宫廷历史,本文通过对清代斋戒牌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探明其在雍正时期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以小窥大,探究其背后的清代斋戒制度。

清代至民国以来北京脱胎漆艺的技术民俗考察

现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视对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但是传统手工工匠的行业知识同样不能忽略。北京脱胎漆艺就是这样一个个案。这种工艺知识在清宫造办处油漆作档案中,与其他漆艺一同被记载;民国时期在北京民间的油漆局得到传承;油漆工匠在工程空闲时用它调节行业生活、补给生活。从传统手工工匠的行业知识系统和行业民俗文化两方面考察这个个案,对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俗文化建设有一定启示。

乾隆八年唐英奉旨编《陶冶图编次》

重华宫藏『院本陶冶图』此套《院本陶冶图》册,乾隆十年《石渠宝笈初编》卷四着录,具体编绘过程与唐英有密切关联,具见清宫造办处乾隆五年及八年档案记录。本册设色绢本,二十开,长29公分,宽25公分,详绘制瓷程序。末页款识:「臣孙佑周鲲丁观鹏恭绘」。钤印:「臣观鹏恭画」。每图对页以小楷记制瓷细节,末页款识:「臣戴临敬书」。钤印:「臣临敬书」。

故宫博物院木楼钟、插屏钟之典藏与修复记述

故宫博物院收藏了1500余件中外古代钟表.其中,既有表演功能繁复,人物造型多样的英国动偶钟,也有充满中国元素,融汇了皇帝审美取向的中式转花钟,还可以欣赏到为数不多,却简约内敛,识别度极高的木楼钟、插屏钟.而细数这些国产木楼钟、插屏钟,其中既有清宫造办处的作品,亦有广州和苏州所生产的精品.宫廷的自制钟表以及苏州、广州钟表的诞生与发展,在不同时期写下了各自的历史.

到武博感受“荆楚玉韵”

古往今来,美玉一直为人们所钟爱。荆楚大地历史悠久,文明璀璨,玉文化源远流长。雕琢精美的天门新石器时代石家河玉器,代表了当时中国乃至东亚范围内琢玉技艺的最高水平;造型优美的荆州战国玉器,更是中国玉文化中的绚丽奇葩;还有瑰丽多姿的清宫造办处制作的众多传世玉器,都是历久弥珍的中华瑰宝。在兔年新春之际,武汉博物馆与荆州博物馆、天门市博物馆携手推出《荆声玉振楚韵生辉一古代玉器精品展》,展出的400多件玉器珍品。

鲁班木作与北京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市民社会

本文使用清宫造办处木作档案和田野调查资料等，讨论我国手工技艺的行业文化而不是技术文化，重点对北京木作进行个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