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内府抄本《欽定續通志》考論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内府抄本《欽定續通志》是三通館纂修過程中形成的一個修改稿本,天頭中有館臣的校簽、黄簽及墨筆題寫内容等。通過對書籍裝幀形式、版式特徵、黄簽的考查,可知内府抄本《欽定續通志》的原文應是纂修完成後進呈御覽之本。繼而研究天頭内容中校簽、墨筆題寫内容,發現其應爲進呈後發還三通館,交由館臣繼續修改而形成,具體校改時間不晚於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校改目的在於纂竣定本,以備抄入《四庫全書》和交付武英殿刷印。將清内府抄本《欽定續通志》與館臣纂修的底稿本及四庫本《欽定續通志》比勘,三者内容皆有異同,可循此窺探館臣删改、採擇史料的體例和原則。館臣删削内容多屬瑣屑無當、偏離主旨或經考證史實有誤的叙述。此外,根據抄本中黏貼的館員姓名,結合傳世文獻記載,不僅可以增補三通館纂修人員名單,還能了解參與編纂館員的具體職任。藉助增補的館員信息,大致揭橥《欽定續通志》分門别類撰寫的情況,本紀、列傳、載記、貳臣、姦臣等乃抄撮各朝史籍匯輯而成,其他門類如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禮略、謚法略、圖譜略、金石略等,應是延請學界名儒編纂。

文瀾閣《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考證》考論——兼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考證》之比較

《四庫全書考證》是四庫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學界主要關注其清内府抄本、四庫本、武英殿本等版本,而四庫本僅以文淵閣本作爲研究對象,而忽略了諸閣本《考證》之間的差异。本文重點對文瀾閣本《考證》進行探討。文瀾閣本《考證》一百卷中有十五卷爲館臣原抄,尤其珍貴。本文通過將文瀾閣本《考證》原抄部分與清抄本、文淵閣本《考證》進行比較,認爲文瀾閣本《考證》的繕録底本爲清抄本《考證》而非文淵閣本《考證》,文瀾閣本《考證》最大程度上保存了清抄本《考證》的面貌,而文淵閣本《考證》則對清抄本《考證》作了諸多的調整和變動。文瀾閣本《考證》原抄殘卷有重要的價值:厘清諸版本之關係;考察《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的若干細節,客觀評價館臣的校勘工作;補正他本《考證》之闕誤;爲《四庫全書》閣本的研究提供一個典型例證。

《四库全书总目》订正三则

卷一四四《续夷坚志二卷》 提要：“前有自序，见于遗山集。而此本无之，盖传写佚脱也。”余案：今检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并无此自序。这是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就已指出的。《续夷坚志》的版本主要是两种系统，一种是二卷本，多以抄本形式流传，如上海图书馆藏吴继宽抄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海宁蒋氏别下斋抄本，以及诸多见诸馆藏的阙名清抄本；另一种是四卷本，多以刊本形式行世，如大梁书院本、得月楼本等。

清抄本《经世大典》述略

元代政书《经世大典》明中叶散亡,仅有少量清儒辑本流传于世。今于辽宁省图书馆发现有清抄本《经世大典》,与传世本颇有不同,可作《经世大典》辑佚之资。

清代内府抄本《四库全书考证》考论

国家图书馆所藏清代内府抄本《四库全书考证》,内含校签、涂改等,为文渊阁《四库全书》庋藏本以及武英殿聚珍本的底本。通过对该《考证》署名页及校签的考订,发现其原文应为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十九日的进呈本,校签及涂改应是进呈本发还之后,为了抄入《四库全书》及武英殿排印而进行的修改。同时,对于校签的简单梳理,能够还原四库馆臣办理《考证》的具体细节和流程,对于四库学的相关研究具有珍贵的版本价值和史料价值。

《四库全书考证》的版本及校勘价值述略

《四库全书考证》作为《四库全书》校勘成果的汇总,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但自其成书以来,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其版本源流至今仍不明了,因此有必要仔细梳理现存各版本间的关联以及具体内容的异同。同时,由于很多书籍诸如《戒庵漫笔》等未被《四库全书》收录,但相关的考证内容见于清抄本及武英殿本《四库全书考证》,今人在整理古籍时未及引证,不仅造成其精审的校勘成果被掩盖,还致使书籍中的讹误没有得到修改。从这点来看,对《四库全书考证》版本源流的厘清,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各版本收书的差异,有利于利用清抄本及殿本《四库全书考证》中的考证内容,为今人的校勘工作提供参考。

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初考

上海图书馆收藏一部完整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本文通过对此书的部分卷帙与中华书局排印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相比勘,得出此本较上述二本更接近《永乐大典》原收录本的观点。这对于破除《四库全书》本的迷信,以及恢复此书原貌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清代杨鹏翮籍贯仕历考

杨鹏翮,陕西三原人。生卒年不详。据现有资料推断,其生活的年代大致为1737年前后至1782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历任长沙县知县(?-约1769)、锦州府广宁县(今锦州市北镇县)知事(?-约1782)。撰有《石棚西崖新修关帝庙记》,乾隆四十六年(1781)旧历八月勒碑于今辽宁医巫闾山大石棚景区。本文考证了杨鹏翮的籍贯、科举经历、仕历,并由其两次职务变化探究了乾隆朝人事管理制度方面的特点。

明刻本《墨池编》版本源流考述

《墨池编》有明抄本、明刻本、清刻本三个版本系统。目前所见《墨池编》最早刻本为明隆庆二年(1568)薛晨校注本,在此本基础上衍生出李时成刻本和《四库全书》本,俱属明刻本系统。薛本据朱长文《墨池编》修订本而来,因保留了原书的一些独特信息而价值不菲,但又因薛晨的"好事"而增加了不少错讹和荒率之处。以薛本为代表的明刻本系统同时受到明抄本系统的影响,并整体上影响到后起的清刻本系统,从而让《墨池编》的传本系统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彭东泷先生遗稿》考

《彭东泷先生遗稿》,是明代彭教的诗文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五存目作《东泷遗稿》四卷,为江西巡抚采进本,称是书"类多应酬之作"。殆因所作甚少,且书由其从子彭桓、彭杰编辑于彭教身后,故所得仅十之二三。然读其诗文,仍可窥见彭教工诗善文。此书今仅存二本,一为明万历三十八年孙之益刻本,一为清抄本。明刻本因残损而内容有缺,幸赖清抄本得以保全,故清抄本极具文献价值与版本价值。

稀見元人總集《武夷詩集》考論

《武夷詩集》是一部元人編纂的收録武夷山題詠之作的詩歌總集。此書著録於《文淵閣書目》《内閣藏書目録》《百川書志》《晁氏寶文堂書目》等多種明代藏書目録中①。明永樂年間修纂《永樂大典》,曾抄引其内容。清乾隆年間修纂《四庫全書》,曾經徵得兩淮鹽政采進本,後入存目。《武夷詩集》在明代還屢見流傳蹤跡,但在清代目録書中已罕見著録,現存傳本更是稀少,今只知静嘉堂文庫藏有一部明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清抄本,可謂稀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