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政府对吉木萨尔的经营措施及其意义

清代是吉木萨尔历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作为重要的屯垦基地,吉木萨尔发挥着对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东天山军政体系的战略支撑作用,因此,清政府对于吉木萨尔的经营是比较重视的,采取了设官驻兵、屯田移民、开设马厂、建筑城堡、发展文化教育等诸多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使得包括吉木萨尔在内的东天山一带成为清朝在新疆统治较为稳固的地区,为同治年间清朝维持对东天山的控制以及将其作为收复新疆的战略基地创造了条件。

浅析宗藩体制下清政府对琉球态度的转变——以“脱清人”的活动为中心

在近代风云变化的东亚地区,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清朝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受到了巨大冲击。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略的步伐加快,使琉球深陷危机之中。以向德宏、蔡大鼎为代表的“脱清人”在福州、天津和北京等地开展活动以求清政府的援助。清朝作为琉球的宗主国,却对琉球显示出摇摆不定的态度。在“脱清人”的不断努力下,以“分岛改约”事件为节点,清政府对待琉球的态度出现了由轻视到重视的巨大转变,并以强硬的态度与日本谈判。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华夷秩序完全崩溃,这种以“宗藩体制”为主体的中琉关系最终瓦解。

“清政府治理台湾暨两岸关系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进一步加强与深化清政府治理台湾地区暨台海两岸关系历史研究,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2023年9月23-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汕头大学联合主办,汕头大学文学院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承办,《台湾历史研究》编辑部。

清政府治理黑顶子的路径抉择

位于图们江下游北岸的黑顶子本属中国领土,却在清同光年间被沙俄私占。光绪十二年(1886),清政府收复黑顶子,后采用军人驻防与屯田的方式治理此地,但收效甚微。恰逢此地开禁,面对朝鲜垦民的流入,清政府转变治理思路,将朝鲜垦民纳入中国版籍,并赋予其合法边民身份,准其开垦并组织团练。由此,实现在治理黑顶子方式上的转变。此案例揭示了边疆治理要倚重军民合力,治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既要高瞻远瞩又要符合边疆人民利益的道理。

交往交流交融视阈下的清政府与中亚贸易研究——以哈萨克绢马贸易为中心

清代前期,由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西北疆域的逐渐稳定,亚洲内陆民族区域贸易以边境贸易为主要形式。清政府与中亚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始终贯穿于边境贸易全过程。清政府与中亚地区各民族的贸易交往、文化交流和社会交融是丝绸之路上民族区域经济的延续和发展,虽然当时的边境贸易一定程度上带有内陆封闭性,但仍保持着长期以来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的性质与特点。清政府与中亚地区各民族的贸易交往,对中国西北以至亚洲内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推动了中亚地区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晚清政府立宪失败的原因剖析

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发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晚清政府开始了从传统专制政体向现代立宪政体的转化,并希望通过立宪来解决执政危机。但是,在当时中国的国情下晚清政府立宪的失败是必然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立宪缺乏根基从根本上决定了晚清政府立宪的失败;晚清政府的专制制度危机已经没有足够的创新能力来解决时代的挑战;晚清政府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满清权贵无法接受立宪的成功;晚清政府合法性的丧失已无法有效地整合社会力量以完成立宪。

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中立”问题研究

在百年前因争夺东北而爆发的日俄战争中,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不予深究,简单否定。然而,清政府局外中立的表象掩盖着形形色色的真相和矛盾。事实上,出于维护东北主权、联日拒俄的考虑,在战争中,清军和奉天当局暗中为日军提供了帮助或便利,全国舆论更是袒日拒俄不加掩饰。同时,日俄两国也并未尊重清政府的中立,破坏中立的举动屡见不鲜。可见,对于中日俄这三国来说,所谓对中立的“恪守”和“尊重”主要是一种煞有介事的姿态,以避免战争的扩大化,这也折射出当时英美等列强的意图和复杂的国际关系。

“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与清政府的行政调控

“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进程，一般史籍论述过于简单，以为移民浪潮的兴起，全由经济优惠政策一种手段；且缺乏详尽、准确的移民统计。通过对具体资料的分期、分区分析和阐释，可粗略测算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人数超过５００万。这一波澜壮阔的移民浪潮，与清朝初年筹建、维系四川地方政权的行政调控息息相关，而后来四川人口的过度膨胀。

从近代国际法看晚清政府对南海权益的维护

西方列强东来之后,不断侵扰中国南海诸岛。在与列强斗争过程中,晚清政府收回东沙岛主权,并宣示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与此同时,晚清政府也提出了“水界”区、渔业区海域观念,这有利于中国南海权益的维护。如何从国际法角度认识这段历史,将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清政府对私盐的防范和打击——以江西为例

清代,私盐问题是困扰清政府的主要社会痼疾之一,食盐走私在明代日渐严重的基础 上,更加突出的暴露出来。私盐的泛滥不仅破坏了官盐的销售,直接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而 且给清代封建国家政治带来了许多不利后果,为此,清政府在加强垄断盐利的同时,也严密了对私盐 的防范和打击。但效果不甚理想,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不合理的食盐专卖制度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缉私 机构的腐败无能有关。本文拟就江西为例,对上述问题作初步的分析与探讨。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清政府财政危机与财政对策探析

鸦片战争后,以太平天国起义为代表的农民运动动摇了清朝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庞大的军费开支使清政府面临空前的财政危机。为了摆脱财政经济的困境,清政府采取了推广捐例、发行纸币大钱、举借内外债务、增加各种赋税等对策以缓和财政危机。这些对策不仅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还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拉卜楞寺与清政府关系综论

拉卜楞寺作为安多藏区清代中后期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它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清朝"众封多建"的宗教抑制政策,是清政府扶持的结果。这与拉卜楞寺积极拥护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有关。尽管如此,出于王朝国家政治安全的考虑,清政府不愿看到拉卜楞寺政教集团发展成为一支难以驾驭的力量,因而与拉卜楞寺快速发展相伴的则是随之而来的抑制政策。但作为具有自身利益追求的政教集团,拉卜楞寺采取相应的措施,在不触犯王朝国家政治、宗教政策底线的情况下,进行着宗教扩张的反抑制策略。由此,在拉卜楞寺与清政府之间进行着多层次的博弈,表现为拉卜楞寺与清政府不同等级政治层面上的复杂关系。

论晚清政府对东南亚华侨的保护政策

1860年以后,清政府对东南亚华侨开始实施全面的保护政策,并采取了在华侨居住国设立使领馆、与有关国家签订双边条约及规定等措施。清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这种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东南亚华侨的利益,应予肯定。

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

甲午战后，力求自强的清政府掀起了“借债筑路”的高潮。在此后十多年间，清廷先后同西方国家签订了几十个借款合同，并修筑了几千公里的铁路。对此举措，以往的学术界基本否定。本文从思想发展、主观动机、合同内容前后的变化、社会实际效果等方面进行考察，认为清政府的“借债筑路”，主导方面是积极的，应以肯定，当然也有一些值得记取的教训。

晚清政府的海权意识与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维护

晚清之际,东西方列强不时非法勘测、侵扰中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严重威胁中国海权。在与列强斗争的过程中,晚清政府的地方政府官员运用国际法中的有关规定与列强交涉,最终收复了被日本占领的东沙岛主权,并向国际社会宣示对西沙群岛的所有权。与此同时,晚清政府根据国际公法和各国的海上实践,提出了"水界"区、渔业区等海域主张,以捍卫中国南海权益。晚清政府维护东沙、西沙群岛的一切措施,都符合近代国际法的"自护之权"以及"条约"确定的领土界限和领土所有权等准则。晚清政府维护海权之举,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目前中国的外交斗争中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从中国近代社会形势略论英帝两次侵藏战争中尼泊尔、不丹、锡金之角色——兼论晚清政府外交之失当

在英帝国主义两次侵略中国西藏的过程中,英国殖民主义者都蓄意挑拨汉藏民族关系,歪曲及割裂中国中央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并在武装侵略、利益诱惑的同时离间中国与边疆诸藩篱的关系。这不但使得英国在喜马拉雅山区及其周边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尼泊尔、不丹、锡金诸国内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利用它们作为基地和羽翼对我国西藏进行侵略。这种殖民主义分子惯用的可耻伎俩早已为世人所唾弃,然而在一些篡改历史的涂饰之作中却成了侵略正义的谬证。实际上,英帝早在第一次武装侵略中国西藏之前,就通过各种卑鄙的手段不断对喜马拉雅山区进行渗透和蚕食,并利用中国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国力衰微以及外交上的一些失当,逐步控制了尼泊尔、不丹、锡金,并利用它们实现对西藏的进一步侵略。

光宣之际清政府试办全国财政预决算

光宣之际清政府试办全国财政预决算是由于当时中央财政危机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矛盾所引起的，它包括宣统三年各省区、度支部、资政院试办财政预算案。尽管它有种种不足，也未得到切实贯彻。

清代台湾民间械斗与清政府的对策

清代移居台湾的漳泉、闽粤民人间发生的“分类械斗”不同于台湾人民反清起义，它有害于海疆稳定、社会安宁和经济发展，无任何积极、进步可言。发生“分类械斗”的原因在于：闽粤及漳泉民人移居台湾时间的先后而造成在台居住地区的不同；开发、经营台湾过程中，经济利益的冲突；移民在原籍“械斗”恶习的沿袭；游民恶棍从中挑拨煽惑；在台官员查处不力，甚至放肆贪虐。清代历朝统治者采取劝谕、镇压、制定防范章程和整顿吏治等措施加以制止和防范，但由于清政府政治及吏治的日趋腐败，以及台湾地方官员“积习疲玩”积重难返，“械斗”愈演愈烈。只有到了近代，闽粤移民停止“械斗”，和高山族人民一起抗击外国侵略者。

略论促成清政府建立近代警察制度的主要原因

促成清政府建立近代警察制度的主要原因有:警学研究的深入和警政思想的传播;社会治安混乱不堪,各地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旧的保甲制度不足以依靠;帝国主义列强要求清政府进行必要的制度改革,以确保其在华的经济、政治利益和人身安全;从官绅合办的湖南保卫局,到地方警政的奉旨试办,再到巡警部的设立及其被民政部取代的渐次推进和成效渐显。

倡导、激励和保护:清政府的族田政策

清政府在继承明代有关定制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了富有特色的族田政策体系,通过树立典型、强化宣传等方式倡导建置族田,虽也有废除参与械斗宗族的族田之举,但不否定其倡导的一贯政策;实行旌表、议叙等政策激励族田发展,对族田实行多项不同于一般民田的优待措施;建成了以法律保护为主的多措施并举的族田保护网,为族田的安全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保障。清代族田政策具有鲜明特色,即在积极围绕族田支持的基础上,其政策走向法律化和近代化,义庄、义田地位逐渐提高,清政府支持族田的政策促成了清代族田高潮迭起的持续发展局面,但却给中国传统社会的延续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