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遗民对清政权的接受和认可——以陈恭尹交游的转变过程为例

康熙十八年(1679)前后,许多汉族士人对待清政权的态度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陈恭尹是抗清烈士遗孤,是明末清初标志性的著名遗民。他早年谨慎交接,晚年却与仕清者密切交往,对清政权的态度也逐渐由敌视转变为接受和认同。他虽然终身不仕,但对地方官员、当朝皇帝多有肯定和颂美,并鼓励自己的朋友和儿子求取当朝功名。覆巢孑遗陈恭尹的这一转变在当时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士绅的民族主义与晚清政权的衰亡

民族主义是20世纪普遍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对晚清士绅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民族主义导致士绅政治参与扩大。满清王朝无力将士绅参与政治的新热情导向支持自己的方向去,反而使士绅从立宪主义立场转向了反对清王朝的立场,而士绅在民族主义的激荡下给晚清政权致命的一击。

满文蒙文旧档删改前后的清政权历史定位

本文拟就努尔哈赤天命十一年与蒙古科尔沁部王太子奥巴结盟誓词和皇太极崇德年间蒙文藏事文书档案译稿等两组史料作切入点,来解读官方编纂的汉文清太祖、清太宗两朝实录,揭示其刻意对满文蒙文旧档中的关键词语作了明显的润色与篡改,从而使以满藏蒙关系为坐标的清政权的历史定位,多处偏离历史的真实界限。

晚清社会群体对黄龙旗的态度与政治取向

龙图腾自中国古代以来一直被视为炎黄子孙的标志和信仰,黄色在古代又是皇权的专属,因此在晚清前期黄龙旗是所有旗帜里的最高级别。黄龙旗由传统演变而来又在近代国际体制的双重影响下,逐渐演变为国旗。黄龙旗作为近代第一面真正意义上的国旗,它的政治内涵不言而喻。那么当时的人们对待黄龙旗又持有怎样的态度,本文将从晚清商人、晚清学生以及晚清绅士三个社会群体进行讨论。通过探讨不同社会群体对黄龙旗态度窥探他们的政治取向,进而反映了晚清以来清政府内忧外患的政治事实决定了黄龙旗退场的命运,同时也预示着清政府衰亡的必然命运。

得国之正到承统之正：清史中的正统论

满人以夷狄身份征服华夷意识强烈的中土,特别是满洲曾经是明朝的边臣,其统治正当性受到故明境内汉人传统正统论的挑战与质疑。为契合中国传统的正统观,清初统治者改变其少数民族的征服政权特性,建立起中原政权特性,利用文化认同消解华夷之辩,不遗余力论述满洲的得国之正与承统之正,通过大规模修史活动来教化民众政治认同,还试图建立起道统与治统合一的圣王形象,以汉族士人对满洲统治的种族歧视,为满洲入主中国提供合理的解释。

清朝与西藏早期政治互动研究——以满藏互使的派遣为中心

文章运用政治互动的视角和理念,对清代满藏间早期互使往来的筹划、原因、经过、结果、特点等重新进行了解释与剖析。

南明地主阶级降清集团的心态探究

清军入关及南下,在南明各社会群体的心理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作为南明政权中坚力量的地主阶级在"国难当头"之际纷纷降清,且降清的心态不一。这些驳杂的降清心态无疑增加了明末清初的历史变数。

全真教龙门中兴与满清王朝的关系

全真教是宋金之际建立的新型宗教,蒙元朝时期受到政府的高度支持,一度达到了鼎盛。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全真教由于种种原因逐渐衰落,出现了沉寂状态。明末清初,全真教龙门派出现了一位极具影响力的高道——王常月,在其领导下对全真教进行了改革,使全真教一度出现了"中兴"局面。这与满清王朝的大力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思宗为何成为亡国之君

明思宗勤于政务,崇尚俭朴,即位之初即果断诛除魏忠贤阉党集团,颇得人们的赞誉。但他空有"中兴"之志,志大才疏,缺乏治国的能力,未能认识到明末社会危机的根源,找到挽救危局的办法,制定出长远的治国方略。而他刚愎自用而又猜忌多疑、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精神、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特点,又导致其对军国大事的决策失误、措置失当,从而加速明王朝的灭亡,酿成了历史的悲剧。他最终便以有别于古来以酒、以色、以暴虐、以奢侈、以穷兵黩武而亡的另一类亡国之君的形象,定格于史册之中。

科举家族与清代江南贡院的历史地位

科举制度自隋朝起,在我国历史上实行长达1300年之久。笔者在2000年首次提出了'科举家族'的概念,即:'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的家族。'[1]清代参加科举考试人数之众,涉及社会范围之广,涌现科举家族之多,当以江南贡院为最。因为'科举家族'这一概念,是将家族成员取得举人或五贡功名为其界定标准,这就使科举家族与举行乡试所在地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略述多尔衮进京后的招降安抚与京城局势

17世纪初,兴起于东北的满族政权成为左右中国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清军入关是清政权实现从地方到全国一统转变过程的关键环节。当时,清政权刚刚经历一场皇位争夺,即位的顺治帝也只有6岁,摄政王多尔衮不仅没有乱政,而且抓住时机,挥兵入关,其历史贡献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