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清晰化:数据赋能基层治理的内在机制——苏州市姑苏区“城运平台”建设的经验启示

数据赋能有助于构建化解基层治理模糊性困境的有效机制。基于对苏州市姑苏区“城运平台”这一数据赋能典型案例的考察,将数据赋能基层治理的核心机制提炼为“全要素清晰化”:通过对前沿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基层政府的数据汲取、数据感知和数据认知能力得到显著增强;得益于基层政府对数据汲取、数据感知和数据认知能力的组合式运用,基层治理中的治理对象、治理主体、治理资源、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等各项要素也由模糊转向清晰。“全要素清晰化”背后隐含的是基于事件牵引的无缝隙治理逻辑和基于数实融合的敏捷治理逻辑。

面子再生产:积分治理有效的中介机制——基于浙江省T村社区治理的经验

内生动力不足是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困境,近年来一些乡村治理中出现的积分制调动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提升了乡村社会的治理水平。既有研究从清晰化治理的视角探讨了积分制在乡村治理的有效性,但对其为何能发挥有效作用缺乏深入的探究。通过对浙江省T村的实地调研发现,积分制是将科层治理任务与乡村内生需求结合起来的创新实践,其发挥有效性的核心在于积分制赋予了“面子”社会属性和约束性,激活了“面子”的传统治理功能。其中,积分指标的治理属性激活了“面子”的社会性,积分评比的操作过程实现了“面子”的规范性,积分结果的呈现方式发挥了“面子”的约束性。积分制对传统治理资源的激活,既完善了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也促进了传统治理经验回归现代化治理的发展进程。

论三重运动中的国家治理——兼论“清晰/模糊”在准确表达国家治理绩效上的限度

三重运动有助于回答既有研究为何使用"清晰""模糊"等词汇去描述国家治理绩效。在三重运动中,国家现代化追求治理手段、内容与目标的清晰化及治理效果的清晰性,却无法避免在日常的治理现场内生出新的模糊性,政府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意味着政府角色的精细化及社会自身进一步"成长"的应然性,这又要求在清晰治理中留出权宜的模糊空间。对"被拆除的路牌"和"没电的座机"两则实例的分析展示了三重运动的作用机制。

基层减负的清晰化治理——基于对G省基层干部的问卷调查

基层干部负担较重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很多基层干部工作时间周期长、工作任务繁重、工作情绪差。“5+2”“白加黑”的基层干部大概占基层干部总数的10%~20%。造成基层干部负担过重的原因是综合的,包括工作任务的“被动”性、多元主体的错综复杂性、主观意识的多样性、工作方式的不合理性及体制上的不明确性等。为基层干部减负应该有清晰化的治理路径,实行清晰化治理。减负对象的清晰化治理是要瞄准关键主体;工作任务的清晰化治理是要聚焦减少检查考评;主体因素的清晰化治理是要注重提升自身能力;主观因素的清晰化治理是要注重强化自身修养;工作方式的清晰化治理关键是要树立务实作风;体制方面的清晰化治理是重在明晰权责。

多源流框架下突发公共危机决策中的政策变迁及其清晰化治理

治理性政策的本质发端于决策,多源流框架则擅长解释模糊性条件下的政策(决策)变迁。突发公共危机得到了政策共同体的广泛关注,危机治理政策的出台与调整,遵循多源流框架的基本原理和过程,经历了一个从保守谨慎到积极乐观再到全面统筹的政策变迁过程。多源流框架为政策议程设置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更为实现突发公共危机决策的清晰化转向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突发公共危机中的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等如何穿过决策系统实现高质量政策变迁?后疫情时代需要依据决策机制、决策信息、决策逻辑等关键要素,构筑中国语境下突发公共危机决策的清晰化治理路径,以在国家制度情境与地方创造性的复杂张力中追求善政善治的平衡。

社区治理中的信息技术效率悖论及其形成逻辑——基于上海市J街道的实证分析

应用信息技术解决治理难题日益成为城市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趋势。通过对上海市J街道“一点通”技术、网格化管理技术和智慧垃圾分类技术三个管理服务类信息技术应用的实证考察,发现三个信息技术在设计上试图通过职责、目标和过程路径增强社区治理在特定议题上的工作效率。然而,旨在增效的信息技术在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负担,形成了信息技术的效率悖论。效率悖论的形成可能与社区居委会的全面职责、效率优先和灵活治理三个特征相关,这些特征挤压了信息技术增效目标的实现空间。构建清晰的治理边界、推动政府职能转型、分类应用信息技术可能是未来解决社区信息技术效率悖论的可行选择。

制度画像与行动呈像: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双重可视化路径——基于山西Y县积分制的案例观察

作为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积分制联结政策与生活、贯通行动与乡风,是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依托。然而治理实践中的积分制,常常会面临“看得见社会”却“照不见人心”的困境。基于可视化的分析视角,对Y县积分制实践的个案观察发现:积分制不仅是基层群众参与文明乡风建设的有效途径,而且是国家治理社会模糊领域的可视化方式,乡风文明建设中的积分制具有双重可视化特征,即数字技术下看见社会的制度可视化和团结技术下社会自我呈像的行动可视化,两种可视化之间的张力,形成了积分制的实践困境。上述张力在Y县积分制实践的不同阶段具体表现为:清晰的浙江经验蓝本与复杂的地方场景之间的植入张力、清晰的治理任务与复杂的部门利益之间的推进张力、清晰的实践方案与乡村社会弥散场域之间的落地张力。在清晰与模糊之间,Y县积分制实践通过经验蓝本再造、非正式借力与庇护式执行,完成了积分制的移植与运行。进一步讨论上述张力的来源,则在于技术知识与地方知识在实践中的抵牾。在知识结构上,作为并联特征的技术知识具有共时性结构,而作为串联特征的地方知识具有序贯性结构。两种知识之间的结构差异,影响积分制实践中的制度画像与行动呈像。在知识关系上,两种知识之间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互强化、相互激活。正因如此,可视化的过程并非直射,而是不断的折射与反射。两种知识的相互适配能够实现双重可视化的有效互补,从而促进文明乡风建设的有序推进。而两种知识之间的失衡则会导致双重可视化的相互排斥。因而,需要规避技术知识对地方知识过度再造而导致的“制度悬浮”,以及地方知识对技术知识过度俘获而导致的“庇护执行”。

从模糊走向清晰:城市基层治理的全景敞视主义——以乐街“智慧平台”建设为例

外部协同和内部整合两种治理方式没能根本改变城市基层治理的模糊性。乐街"智慧平台"实践表明,城市基层政府在不改变法律政策、管理体制和机构编制等情况下,运用信息技术建构"全景敞视"装置,简化社区的复杂性,优化执法和风险的可读性,实现了清晰治理。这一全景敞视主义的治理方式源起于权威体制寻求科技加持,成于权威动员、服务置换和自主架构推进个体信息的复合汲取,预示着科技权威体制在信息社会的发展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