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拉达克国王策旺纳木扎勒与清廷的关系——以乾隆朝满文档案《叶尔羌办事大臣期成额等奏图伯特伯克策旺纳木扎勒遣使呈报爱乌罕屯兵事宜折》为中心

本文通过乾隆朝满文档案《叶尔羌办事大臣期成额等奏图伯特伯克策旺纳木扎勒遣使呈报爱乌罕屯兵事宜折》为中心,结合现有藏学研究成果,首先对拉达克王国地域界定进行简要阐述;其次考述策旺纳木扎勒的身份;再次对满文文献内记载的有关策旺纳木扎勒通过叶尔羌办事大臣处与清廷的互动进行梳理,并对一些人名、地名等进行考证;最后论证总结乾隆朝清廷在处理与拉达克国王及王国关系问题上的基本准则。笔者认为,通过以乾隆朝满文档案为基础,挖掘、分析、论证文献内记载的珍贵历史线索,研究乾隆朝拉达克王国与清廷的关系,对于今天我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涉及与中亚、南亚关系等方面,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战略意义。

清朝民族法的历史意义

清朝法律是清统治者在总结历代封建王朝的法律经验和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清朝民族法亦是如此。虽然在清朝的法律文献中没有明确表述民族法的条款，但其中调整民族关系的法律内容却对整个清朝乃至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关系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清朝形成的民族形态和聚居格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民族划分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因此清朝民族法不仅是清王朝调整民族关系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其立法原则、法律思想、法律内容、实施状况等均对后世民族法律关系的形成与调整产生重要影响，其有关调整民族关系的法律内容有着巨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论康熙朝对朝鲜“礼”的约束--以景宗两次册封为例

朝鲜世子的地位,需要经过朝鲜先行向宗主国清朝请封并且得到册封许可后才能确立。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朝鲜国王向清朝请封李昀为世子,但清朝以“于礼不合”为由拒绝册封,以致发生朝鲜第二次请封事件。康熙六十年(1721年)景宗李昀又为请封世弟一事奔走上国,也面临礼部对此请封情况的数次诘问。景宗的册封与请封过程均遭到清朝是否合“礼”的挑战,最终都以康熙的准允收尾,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固然与朝鲜请封事件本身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清朝对朝鲜在“礼”这一层面的要求。在两次册封过程中,清朝多次强调王位继承上“礼”的重要性,并通过对朝鲜请封的准许来加强其对朝鲜在“礼”上的约束。

《御制安南记》与《御制十全记》之间:乾嘉年间对越南北部地域政策的转变和基调

乾隆皇帝在《御制安南记》中,承认1788~1789年向安南派兵乃是失败之举,故自此之后对安南的政策都以不介入为准则。但在稍后的《御制十全记》中,却言及对安南的“胜利”,这是因为《御制十全记》不过是清朝的政治宣传。这种政治宣传与实际政策之间的差距,都是清朝的既定政策,从乾隆到嘉庆两代皇帝面临安南海盗问题与越南北部的王朝交替时都未变动。

論朝鮮燕行使筆下的清朝皇帝形象

本文通過封朝鮮燕行使肇下清代皇帝各種記載全面的梳理與分析,認爲入中國,學禮樂,赏風物,見皇帝,是諸多朝鮮朝士大夫的夢想;燕行使對清代皇帝容貌、衣飾與舉動的記載,速比中國史書要詳盞生動,可補中國史書之闕,有重要的参考價值。由於懷着深深的成见與偏见,燕行使所"看到的"都是荒淫的帝王、混亂的朝政、贪腐的官場、夷俗的民間,極少有正面的形象;而清廷君臣封這個"素來恭順"的朝鮮所知更少,以至晚清朝鮮半岛危亡之際,清朝君臣對朝鮮國事蒙盹依稀,處置失當.中國與朝鮮這種表面看下来稳固而恒久的"朝貢體系",在遇到清季世局大燮的危亡之際,便如沙灘華屋,瞬間坍塌即今日而論,當我们處理中國與朝鮮半岛國關係的峙候,面對複雜多變、矛盾結结的柬北亞局势,似乎仍能看到百餘年前魅影的存在。